1.1  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我國資本市場主要有兩種特性：其一，政府行為對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其二上市公司主要由政府控制[1]。資本市場在其發展過程中一直處于動蕩不安的狀態，加之經濟又處于快速發展的良好形勢，市場競爭也隨之變得日趨激烈，從而阻礙上市公司快速發展。在特定的資本市場環境下，為了維護國家對“相關重要領域和行業”的“絕對控制力”或“較強控制力”，以及達到保障國有資產的安全效率、提高某些行業進入障礙等目的，國有企業擁有了“先天被動”的政治背景[2]。我國國有企業自上市以來，便經歷不少挑戰，且其處于快速發展的經濟環境中，這對國有上市公司的發展造成了更多困擾。國有企業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歸根究底是源于國有企業是“國有”的，其不同于非國有企業，因而其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政府對其經營過程中的干預。然而，當國有企業生存發展處于困境中時，政府將會伸出援助之手——諸如給予國有企業生存發展所必須的財政捐助、價格支持、收入補貼等包括在內的政府補助形式。顯而易見，企業在負債虧損時，若政府能及時給予一定資金補助，企業將有機會渡過困境。而與此同時，作為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政府，其一般不參與到企業生產經營的直接管理，但這將會導致國有企業的實際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出現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當企業負債虧損時，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極有可能歸罪于國家所有者。為了幫助國有企業實現持續經營，政府將會選擇承擔全部責任，并同時給予企業一定的政府補助資金。但是對于這部分補助資金，國有企業是否有效利用，這一問題值得深究。不僅如此，政府也會支持非國有上市企業的發展，但對于究竟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更能合理利用該部分補助資金以改善企業績效，這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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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與框架

本文將研究視角定位于我國 A 股上市企業，并由此建立盈余管理、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在梳理了盈余管理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分類整理了盈余管理與政府補助、盈余管理與企業績效的研究成果，圍繞盈余管理、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這一問題展開研究。繼而闡述了與政府補助相關的研究文獻，分類整理出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相關性研究成果。首先從理論上證明企業盈余管理與政府補助，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之間的密切關系。然后通過搜集 09—14 年中國 A股主板上市企業的相關數據，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建立回歸模型。進而根據模型的回歸結果說明盈余管理對政府補助、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所產生的影響，探討盈余管理與政府補助是否對企業績效具有共同影響作用，如圖 1.1 所示。本文主要對以下三個問題進行探究： 研究問題一：基于本文的研究視角，我國上市企業如何進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盈余管理？本文的研究重點之一就是盈余管理方向與政府補助的相關性，以及盈余管理是否與政府補助存在相關性，是采取負向盈余管理還是正向盈余管理更能獲取政府補助，這些問題可通過理論和實證得出相關結論。 研究問題二：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有何影響？國內外的眾多研究成果表明，政府補助可提升企業績效，所有權性質的不同導致企業獲取政府補助的難易程度不同。本文試圖通過數據分析，證實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確實具有積極影響，并引入調節變量所有權性質，來證實所有權性質對政府補助的邊際效用有顯著影響作用。 研究問題三：盈余管理、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之間有何關系？本文基于提出的研究假設，并結合理論研究基礎和實證分析，闡述盈余管理、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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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獻綜述 

 

2.1  盈余管理的概念界定 

從目前有關盈余管理定義的相關文獻來看，關于盈余管理的定義，主要存在兩種觀點：其一，早期盈余管理是人為操縱會計盈余數字并且未對操縱結果是否超越會計準則的范圍加以限制；其二，盈余管理是在不超越會計準則的前提下對盈余數字的調控。 早期觀點的代表學者主要是 Healy 和 Schipper。Healy（1985）則將盈余管理看作是管理當局在編制財務報告過程中，根據個人意識改變財務報告數字，達到誤導那些注重企業賬面利潤的利益相關者或者影響那些以會計報告數字來達成一致協議的目的[3]。Schipper（1989）提出盈余管理是指企業管理人員通過調節財務報告對外公布的進程，從而獲取對自己有利的信息披露管理方式[4]。以上學者均強調管理當局一定程度干預了企業內部財務報告的數字，而盈余管理則是對企業會計盈余數字的人為干預，但并未明確這種人為干預是否會超越會計準則的限度。普遍來看，學者們均認可盈余管理是在會計準則允許的前提下對報表數字的調節。如 Scott（2006）從是否超越會計準則的角度出發，認為盈余管理是“在公認會計原則（簡稱“GAAP”）允許的范圍內，采取選擇有利的會計政策使經營者自身利益或公司價值達到最優的行為”[5]。 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對盈余管理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數字的人為操縱和是否超越會計準則來定義，而是以更加科學、合理的方式來研究盈余管理。如王亞平、吳聯生等（2005），Cohen  et  al（2008）在研究盈余管理時從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兩個角度來探討[6-7]。因此本文在對盈余管理的研究過程中主要基于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兩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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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應計盈余管理的定義 

關于應計盈余管理定義的研究文獻較多，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應計盈余管理一詞最先由學者 Healy 和 Wahlen（1999）提出。1999 年，他們在發表的論文中將應計盈余管理定義為“管理層在運用會計職業判斷編制財務報告時，蓄意規劃交易，其目的就是為了影響那些以公司經營業績為決策依據或者以財務報告為決策基礎的利益相關者的行為和決策”[8]。我國學者對于應計盈余管理的定義則從會計準則和法律這兩個角度來考慮，強調如果公司在不違反會計準則和法律規則相關規定的前提下，公司選取的會計政策和會計處理來調整不同會計年度的賬面盈余，從而實現某些依賴于盈余的目標（寧亞平，2004）[9]。秦榮生（2001）對應計盈余管理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將盈余管理定義為“企業為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或者市場價值最大化，且企業具有充分的會計政策選擇權以及變更會計估計的機會時，企業所實施的機會主義行為”[10]。王良成（2014）也指出應計盈余管理是在對外公布財務報告前運用改變會計政策變更和會計估計來管理盈余，此種方式只對公司的應計利潤產生影響[11]。 從國內外相關權威學者對應計盈余管理的定義來看，應計盈余管理僅僅在不同會計年度呈現不同的盈余分布，但并不會影響公司的實際盈余和總盈余（即較長時期的盈余之和），這是應計盈余管理區別于真實盈余管理的主要特征之一。此外，多數企業主要采取會計政策變更以及會計估計變更來實施應計盈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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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 16 

3.1  盈余管理與政府補助的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提出 .......... 16 

3.2  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提出 .......... 17 

3.3  盈余管理、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提出 .... 18 

第 4 章  研究設計與實證分析 ......... 20 

4.1  研究設計 ........ 20 

4.1.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 20 

4.1.2  研究變量定義 .... 20 

4.1.3  回歸模型構建與說明 ...... 23 

4.2 實證分析 ......... 24 

4.2.1  描述性統計 ........ 24 

4.2.2  相關性分析 ........ 27 

4.2.3  單變量檢驗 ........ 28 

4.2.4  回歸分析 ..... 30 

4.2.5  穩健性檢驗 ........ 37 

第 5 章  研究結論與展望 .......... 40 

5.1  研究結論 ........ 40 

5.2  對策建議 ........ 41

5.3  研究不足 ........ 44

5.4  研究展望 ........ 45 

 

第 4 章  研究設計與實證分析

 

4.1  研究設計 

本文選取 2009-2014 年滬深 A 股主板上市公司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并根據以下原則進行剔除：本文選取 2009-2014 年滬深 A 股主板上市公司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并根據以下原則進行剔除：（1）剔除數據不完整的公司；（2）剔除最終控制人不明的公司；（3）剔除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4）剔除 ST、  PT 類公司；（5）剔除在中小板、創業板上市的公司。經過上述剔除原則后，最終得到 97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5862 個樣本用于研究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相關性，其中 4885 個數據作為盈余管理、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研究樣本。本文數據均來自國泰安 CSMAR 數據庫，采用 Stata12.0 和 Spss20.0 進行相關數據處理。一種是會計收益率指標，這類指標主要用于衡量企業的營運能力、償債能力、盈利能力等。對這些指標的衡量大多數文獻主要采用總資產收益率 ROE，或凈資產收益率 ROA。凈資產收益率又稱為股東權益收益率，也是杜邦分析的核心指標。 另一種是市場類績效指標，用于衡量股東利益最大化，國內外學者主要采用托賓 Q 值來進行衡量。托賓 Q 值指的是資產的市場價值與其重置成本的比值。如果托賓 Q 值大于 1，表示資產的市場價值大于重置成本，說明企業績效較好；反之，說明企業績效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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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以以 2009-2014 年滬深 A 股主板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采用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構建多元回歸模型，研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政府補助和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其一：相比正向盈余管理，負向盈余管理可以獲得更多的政府補助。 運用 Stata 和 Spss 等相關軟件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負向盈余管理與政府補助的回歸系數大于正向盈余管理與政府補助的回歸系數，除此之外，還對企業規模、資本結構、企業成長性與政府補助的關系也進行了回歸，最終得到了一致的結論。這表明企業賬面上的虧損比企業賬面盈利更容易獲得政府的關心。毫無疑問，企業在選擇盈余管理方式時，更傾向于減少其賬面利潤以獲得更多的政府補助資金。 

其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政府補助有利于提升企業績效。 本部分采用的數據相比研究盈余管理與政府補助相關性時所采用的數據多一年，主要是因為在研究盈余管理與政府補助的相關性時所采用的數據滯后了一期。采用線性回歸模型對其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有顯著影響，政府補助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企業績效。同樣也對企業規模、資本結構、企業成長性與政府補助的關系進行了回歸，結論一致。 

其三：在不同所有權性質的企業中，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的作用存在差異。所有權性質在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中起到調節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更具有顯著相關性。 該部分實證分析所用到的數據與研究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相關性所使用的數據一致，也是運用多元線性回歸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國有企業中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回歸系數小于非國有企業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回歸系數。這說明，政府補助對非國有企業績效產生顯著地促進作用，而對國有企業績效的提升效果相對較小。這也意味著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的提升效果，并非取決于企業獲得補助資金的多少，而在于其是否高效運用了這部分補助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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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