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

1.1研究背景
股權分置改革前，我國上市公司存在股東“同股不同權”的中國特有的股權結構問題，由此產生的股東利益沖突層出不窮。2005年，我國實行股權分置改革，意在打破流通股與限制股的界限，實現同股同權的全流通。截至2014年12月31日，流通股市值已占A股市場總市值的90.97%，意味著幾乎全部股份進入全流通狀態，我國股市的股權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由此，上市公司股權結構悄然發生變化。更多類型、背景的股東涌入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的格局被打破，股權集中度有一定的分散。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第一控股股東平均持股比例與前三控股股東股權集中度均有所下降，這也意味著上市公司控股股東的流動性、更迭頻率必然增大。全流通的市場背景下，市場主體的行為方式也有較大變化：以往收購方式較為單一，主要通過雙方協議進行場外收購。現如今，限制股與流通股一樣在二級市場流通，普通公司、機構投資者，甚至自然人都可以直接在二級市場通過股票買賣成為控股股東。萬德數據統計顯示，2004年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僅有8.75%。而到2012年年末，深交所掛牌公司中有27.75%的公司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超過10%，愈來愈多的上市公司股東大會中有機構投資者的身影。隨著風險投資和股權私募基金的發展，更多的企業借力投資機構，以股權交換資本和資源支持。大批機構投資者加入到資本市場中，更多類型的企業和自然人將成為控股股東，主導公司的話語權。控股股東的性質、背景開始向多樣化方向發展。與之同步的是，控股股東的利益實現方式也發生了變革。股權分置改革之前，控股股東的股份由于受到限制，不能正常上市交易。其持有的股權不能同流通股份一樣通過市場交易體現價值，導致控股股東另辟踢徑，從上市公司本身轉移收益，實現股權的超額收益。改革后，“同股同權，同股同價”，控股股東持有的大量股份從被限制流通變成流通股。同中小股東的股份一樣，控股股東持有的股權也可以在二級市場被自由買賣。控股股東的角色也由此轉變成二級市場的普通交易者。因此，二級市場中的股價成為衡量控股股東股權價值的又一個標準，與股東利益密切相關，而他們手中掌握的信息優勢和戰略決策權也成為實現利益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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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及路徑
論文運用案例研究法，首先依據股權異質性理論與會計行為方式理論建立論文的理論基礎和初始的研究邏輯框架。論文從股權異質性的角度，結合重慶啤酒的案例，按照會計行為理論劃分的會計確認、計量與報告三個方面著手進行分析，以微觀的會計政策選擇與會計信息披露為切入點，對比兩個異質控股股東控制下企業會計行為是否存在差異。若差異存在，則利用會計行為理論提出的主體動機原則深入剖析控股股東動機之異質為何導致會計行為的不同。并通過對比，提出關于何種控股股東對于公司長遠戰略發展與價值提升有利的假設。之后釆用市場傳導機制與瓊斯模型驗證該假設，增強檢驗效力。最終，從中小投資者的角度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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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綜述

2.1文獻回顧
公司治理的一大發展階段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由此產生的代理問題，其核心是如何建立有效的約束和激勵機制。既能保證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也能實現經營者的自身效用最大化。利用委托——代理理論解釋該代理問題，得出的結論主要是以下兩方面：1、雙方的信息不對稱;2、效用函數的差異。由于所有者不直接參與公司管理，委托人很難直接觀察到代理人的行為，雙方信息是不對稱的。由于受托人自身也有私利性，受托人就很有可能基于其信息優勢做出自身效用最大化但損害委托人利益的事情。這也說明了雙方的效用函數存在差異。委托人的主要目標是利潤最大化，而受托人(代理人)是獨立的個體，當然以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兩者目的存在不可調和性。代理人很可能偏離委托人的目標而追求自身利益。在解決這一目標沖突的過程中，發生的成本即為代理成本。而一個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能很大程度的降低代理成本。我國進行股權分置改革之前，流通股比例比較小，持有大份額股權的國有股法人掌握著企業的控制權。由于流通股可以在二級市場自由買賣，而且比例較小，所以持有這一部分股權的中小股東習慣于“搭便車”。他們更加關心股價的波動對自身利益的影響，而對控股股東的行為更多的是不聞不問的態度。這時，控股股東與管理層的委托——代理問題是最主要的矛盾，這一問題產生的原因可以根據傳統的公司治理理論來解釋。但隨著改革的推進，更多類型的股東涌入。股東組成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越發明顯。傳統公司治理理論已經不能對新形勢下產生的第二代理問題進行解釋⑴。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使學者們意識到股東之間也是有差異性的。而引起這種差異的深層原因，學者們認為是源于股東的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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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文獻述評
現有文獻已經幵始研究股權異質的相關問題，并圍繞持股比例的差異以及股東組織屬性的不同展開關于股權異質性的討論。研究發現平和型股東由于監督能力遜色、主觀動機不強，對管理層的管控程度有限，從而管理層有漏洞可以用來實現自身利益而損害股東利益，表現之一就是利用自身信息優勢干擾會計信息客觀性、粉飾業績，降低會計信息質量。積極型股東由于監督能力可以有效的震懾高管人員，能夠維護會計信息質量的可靠性以及公司管理的有效性。但隨著我國股權分置改革的完成，更多流通股的交易與股東的涌入，新的問題產生：股東，尤其是持有大量限售股的控股股東，有更多的選擇權在二級市場或者場外轉讓股份。控股股東對管理層的監督有可能變成一種把控，控股股東掌握更多的信息優勢，在短期內通過市場的波動，在高位減持獲利。控股股東對管理層監督之異質己經轉變成直接作用于公司的行為之異質。現有研究對于這一問題尚未有太多的解釋，也沒有深入挖掘股權異質對會計行為選擇的影響。因此，論文從股權異質性的角度，根據會計行為理論進行分析，探索以上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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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論分析...........8
3.1概念界定..........8
3.1.1股權異質性..........8
3.1.2會計行為..........9
3.2分析框架構建..........11
第四章案例背景：股權異質關注..........16
4.1案例篩選..........16
4.2案例簡介..........16
4.3股權異質關注..........17
第五章案例分析：會計行為差異及經濟后果..........20
5.1會計行為分析..........20
5.1.1會計確認與計量行為分析..........20
5.1.2會計信息披露行為分析..........26
5.2會計行為的經濟后果驗證..........32

第五章案例分析：會計行為差異及經濟后果

在對重慶啤酒兩位(前)控股股東重啤集團與嘉士伯的比較中，我們發現：兩者間的差異不僅僅表現在對待處于研發失敗中的重慶啤酒的行動及態度上。通過對重慶啤酒歷年財務報告的分析，我們挖掘出更多的關于兩者在會計行為方面存在的差異。差異背后的原因，也不能僅通過二者國有與非國有性質的不同來解釋。我們推測，真正的深層原因通過會計行為的差異表現出來，最終會導致對于公司不同的治理結果和影響。因此，深入探究這一原因有其必要性，能為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價值判斷提供一定參考。

5.1會計行為分析
1998年，重慶啤酒欲要拓展業務范圍，將目光瞄準了乙肝疫苗行業(合成肽乙肝疫苗)》當年8月，與重慶第三軍醫大學共同出資設立了重慶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佳辰生物”)。佳辰生物其實自成立起就肩負著母公司重慶啤酒進軍疫苗行業的使命，可以說是“為研發治療用乙肝疫苗而生”。雖然主營業務涵蓋生物制品、化學藥品的幵發研究，但隨著乙肝疫苗研發將近失敗的消息頻出，佳辰生物一直處于被投入而不盈利的財務狀態。這與當時重慶啤酒預估的經濟效益相差甚遠，而重慶啤酒對佳辰生物的巨額投資，也將付之東流。重慶啤酒在2009年贈予股份后，持有的佳辰生物股權份額從93%下降至85.1%，但該項長期股權投資仍能達到對被投資單位實施控制。2011年末，佳辰生物的賬面凈資產估值為-0.26億元。重慶啤酒對佳辰生物的長期股權投資現值為-0.22億元。由于佳辰生物為非上市公司，對其財務數據主要通過計算和推測，2005年，重慶啤酒將持有的8%佳辰生物股權獎勵給吳玉章和邊疆。2009年，佳辰生物與授予人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顯示，兩人獲得總計8%的股權，金額為696萬元。由此推算，2009年佳辰生物所有者權益的公允價值為0.87億元，則當年重慶啤酒的長期股權投資賬面價值約為0.74億元。但2009年正是疫苗研制如火如荼進行的階段，2011年研發失敗后，該長期股權投資賬面價值和未來現金流量必然低于0.74億元(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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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通過對重慶啤酒在經歷疫苗研發、研發失敗到易主的過程梳理，我們發現國有股東控股下的重慶啤酒在乙肝疫苗概念炒作時信息披露較為積極，信息質量失真。背后的國有股東存在高位減持，獲取超額收益的行為。在嘉士伯成為絕對控股人后，重慶啤酒較為重視戰略轉型，回歸啤酒主業。在信息披露方面較為平和，會計處理較為保守，會計信息質量較高。結合股權異質性的理論，分析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平和型的國有股東沒有足夠的激勵和動力通過長遠戰略獲取控制權的超額收益，導致監督力與積極型股東存在差異。相比之下，出于主動收購的積極型股東嘉士伯，為規避重慶國資委對于同一家外資持有國有企業資產不得超過25%的限制選擇了多家子公司，多步分別增持。多次增持無疑都大大增加了合規風險和交易成本。而收購中付出的溢價促使其將購入的重慶啤酒作為自身盈利的一部分，從而在長遠部署，獲取控制權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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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