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美國安然財務造假、世界通訊公司偽造賬目以及中國的銀廣夏虛假編報財務報表等國內外重大財務丑聞的爆發，使碩大的公司走向末路甚至破產倒閉。為此，美國 COSO  委員會先后三次修訂發布了《內部控制——整合框架》，該框架在內部控制要素和目標兩方面不斷完善內部控制的設立與執行，加之具有重要法律意義的美國薩班斯法案的頒布，企業內部控制建設越來越受到內外部利益關系人的重視。我國財政部等五部委參考 COSO 委員會發布的整合框架，結合我國企業實際情況，于 2008 年制定發布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隨后在 2010 年，財政部等五部委又發布了《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該指引為基本規范在企業落地明確了著手點，由此我國企業內部控制建設規范體系基本形成。國內外的理論及實踐表明：建設及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已成為企業經營發展的必由之路，不斷提高內部控制質量不僅有利于企業改善經營管理、促使業績提升，而且還能促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但上市公司全面推行內部控制建設與自我評價，耗時耗力成本高昂，其內部控制能否得到有效執行、執行效果如何、自我與第三方評價過程能否保證公正客觀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經濟后果，就成為近年來內部控制研究的熱點課題。 現有研究表明，內部控制質量得到提高后，其違法違規行為明顯減少，財務信息更加透明，經營效率與效果顯著提升。基于信號傳遞理論，企業內部控制水平越高，越傾向于向資本市場傳遞其經營高效穩定的信息，從而占據優質企業行列。高質量的內部控制有助于降低債權人的債權風險，使其愿意放寬貸款政策，如降低利息率，進而降低企業債務成本。但內部控制對債務成本的降低作用可能會因產權性質不同而存在差別，這是因為和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以其擁有的“國家債務償還后盾”容易以優惠的政策獲得債務融資，另外債權人為規避債權風險也更愿意將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導致了國有企業內部控制對債務成本影響的弱化。而非國有企業完全靠自身資源獲得發展，若債務到期無法償還就將面臨破產倒閉的風險，這顯然會增加債權人的風險使其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為降低風險溢價，企業會更加重視內部控制建設以控制債務風險，債權人也會更加關注企業內部控制建設成果以評估對其貸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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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義

目前，國內外關于內部控制研究的文獻已經相當豐富，從不同視角對企業債務成本的影響因素研究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對內部控制質量與企業債務成本的關系研究則較少，能夠進一步區分不同情況進行的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近年來，受西方研究以及我國企業內部控制實踐發展的影響，我國內部控制評價研究開始有意識的向經濟后果方向發展，探討在企業建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以及所帶來的益處。因此，本文從債務成本角度出發，探究內部控制質量對債務成本的影響關系，并且以是否為國有企業為標準進一步區分產權性質、以各城市金融生態環境指數的中位數為標準對上市公司二分類為金融生態環境良好與欠佳，進一步討論內部控制質量對債務成本影響的差異性，為今后的內部控制建設提供新的管理動因，為建立健全并有效實施內部控制制度有助于降低企業債務成本這一論點提供理論支持。債務融資是我國企業日常經營中重要的融資方式，當債務成本過高的時，企業經營的壓力也會隨之上升，為了獲得正收益很可能投資高風險高收益項目。在企業經營走入困境時，沒有能力償還到期本息，甚至有破產倒閉的風險，債權人的利益就無法得到保證。若企業能建立并有效執行內部控制制度，時刻關注企業經營與財務風險，提高經營的穩定性，增加有效的經營效益有利于提高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量以保證貸款本息的償還，債權風險得到降低有利于提高企業信用以獲得較低的債務成本，因此，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選取實證樣本，構建內部控制指數定量評價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實證檢驗內部控制指數與債務成本的關系，并引入產權性質、金融生態環境詳細討論內部控制對債務成本影響的差異性，這將對我國綜合企業內外部因素以完善制度建設提供幫助；其次，可以促使上市公司結合自身情況，有動力完善內部控制薄弱環節，促進內部控制質量提高，減輕債權人風險負擔，以降低自身債務成本；最后，可以使債權人更加真實地了解企業情況，并及時關注債務資金的使用及償還情況，綜合考察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以降低自身的債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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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綜述 

 

2.1  內部控制指數的文獻綜述 

美國 COSO 委員會在 1992 年發布了《內部控制——整合框架》，該框架定義內部控制為：“內部控制是企業的董事會、管理層和其他員工為了達到下列目標而提供合理保證的過程：財務報告的可靠性、經營的效率和效果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遵循，并且把內部控制劃分為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和監控五大要素1”。但此后，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并未如期得到改善與提升，相反確爆出了嚴重的財務丑聞，如世界通訊公司偽造賬目案件、美國安然財務造假事件等。這給 COSO 委員會敲了警鐘，使其開始思考在框架制定過程中是否考慮得不周到。在 2004 年，COSO 委員會發布的《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框架》則體現了對企業風險管理的重點關注。近幾年全球經濟迅猛發展，西方市場化經濟不斷走向成熟，保障經濟環境良好運行的各項法律法規也逐步健全。據此COSO 委員會于 2013 年再一次發布了《內部控制——整合框架》，新框架對內部控制要素與報告目標進行了調整，進一步強調內部控制有效設計與運行的重要性，以適應外部環境變化。在 2016 年，COSO 委員會發布了原內部控制框架的更新版，此次更新的核心在于明確了支持內部控制五大要素的 17 項總體原則，提高了內部控制要素、原則、目標在企業落地的可操作性。上述 COSO 委員會提出的一系列內部控制框架體系系統地闡述了內部控制評價體系，為國外學者構建內部控制指數、定量評價內部控制有效性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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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債務成本的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企業債務成本的研究已經有了豐富的成果，但多集中于企業債務期限結構與融資約束的研究以及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因素研究，如公司治理水平、會計信息質量、信息披露質量等。Sengupta（1998）對因變量債務成本采取總利息成本、公司債券的到期收益率和債券信用級別來衡量，對自變量信息披露質量以財務分析師聯盟（FAF）對公司披露信息的打分情況來衡量，對債務成本與信息披露質量的相關性進行研究，研究發現當企業改善提高信息披露質量時，債務成本會得到顯著降低。 Sengupta和Bhojraj（2003）從企業內部控制缺陷入手，探究了內部控制缺陷與企業債務成本的關系，發現企業內部控制薄弱、存在重大缺陷時，企業的財務報告及相關信息質量就會降低、可靠性就會變差，而債權人為防范風險、保護自身利益，就會通過索要更高的利息報酬來補償其可能遇到的本息無法償還的風險。 Anderson et al.( 2004)從公司治理結構角度選取了董事會規模和董事會獨立性作為自變量，研究了其與企業債務成本的相關性，研究發現董事會規模和董事會獨立性對債務成本有顯著的降低作用。 Zhang（2008）、Sunder等（2008）均探究了會計穩健性對債務成本的影響，但其研究結果卻存在差異，Zhang經研究認為企業會計穩健性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債務成本，但Sunder等學者卻認為企業會計穩健性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夠降低債務成本，只有企業原來的會計穩健性較差時，提高會計穩健性才能顯著降低債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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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 12 

3.1  理論分析 ...... 12 

3.2  內部控制對債務成本的影響分析與假設提出 ..... 14 

第 4 章  實證研究設計 ........ 17 

4.1  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 17 

4.2  被解釋變量的研究設計......... 18 

4.3  解釋變量的研究設計 .......... 18 

4.4  控制變量的選取 ....... 23 

4.5  回歸模型構建 ......... 24 

第 5 章  實證結果及分析 ...... 25 

5.1  描述性統計 .... 25

5.2  相關性分析 .... 28 

5.3  多重共線性檢驗 ....... 28 

5.4  線性回歸分析 ......... 29 

5.5  穩健性檢驗 .... 31  

 

第5章  實證結果及分析 

 

5.1   描述性統計 

由表5.1可知，全樣本中，因變量債務成本的平均值是2.69%，最小值為0，但最大值卻達到了74.07%，說明總體上不同企業獲得債務融資的成本差異較大。其中，國有企業約占總樣本的64%，其債務成本的最大值（0.1590）、均值（0.0246）和標準差（0.0172）都要小于非國有企業，可知國有企業債務成本普遍低于非國有企業債務成本，而且國有企業債務成本也更加均衡、差異小；金融生態環境欠佳的企業約占總樣本的50%，其債務成本的最大值（0.7407）、均值（0.0296）和標準差（0.0434）均大于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企業，說明金融生態環境欠佳的企業債務成本普遍大于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企業，且債務成本分布的波動更大。 股權集中度最小值為22.20%，平均值為37.94%，標準差為0.1669，可以看出我國企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平均為37.94%，未超過50%即絕對控制比例，但其最大值達到了92.26%，存在小部分企業達到了絕對控制比例，這可能包括完全由國家投資興建的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家族企業等。股權制衡度最小值是0.51%，最大值是314.88%，均值是50.79%，標準差為0.5341，說明我國企業股權制衡度差異較大。 根據我國《公司法》規定，上市公司董事會人數不得少于5人，監事會人數不得少于3人。由表5.2可知，董事會人數符合法律規定，且平均約為13人，既有利于企業經營管理，又能降低人數過多產生的“搭便車”效應；但監事會人數最小值為1人，經查閱樣本，發現有34家上市公司監事會人數不符合法律規定，約占總樣本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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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在總結國內外內部控制指數構建、債務成本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2013年滬市A股821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從內部控制目標實現程度的角度選取評價指標，采用主成分法構建了內部控制指數，詳細研究和探討了內部控制指數對債務成本的影響，并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1）債務成本與內部控制指數負相關，即內部控制指數越大，內部控制質量越好，企業債務成本越低。這是因為企業通過設計與執行內部控制制度，能夠在企業建立良好的運營環境，使企業經營管理更加合法合規，企業經營的效率與效果得到提高，合理保證財務及相關信息的真實可靠，實現企業戰略目標，提高經營業績，能夠按期償還債務本息，降低債權人風險，促使債權人降低索要的風險溢價，從而達到降低企業債務成本的目標。 

（2）從產權性質角度來看，相對于國有企業，內部控制指數對債務成本的影響在非國有企業中表現得更為顯著，即債權人在審核企業貸款申請時會更加關注非國有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這是由于非國有企業不存在政府預算軟約束影響，且非國有企業受市場經濟影響大，良好的內部控制質量能夠很好地控制企業經營風險，因此債權人會更加關注非國有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 

（3）從企業依存的外部環境角度來看，相對于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地區，內部控制指數對債務成本的影響作用在欠佳地區會更強，即在金融生態環境欠佳地區，債權人會更加關注企業內部控制質量。這是因為在金融生態環境欠佳地區，區域經濟發展落后、金融市場不發達、制度建設不健全等外部因素增加了債權人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而債權人為降低這種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債權風險，會更加關注其內部控制建設以評估其信息的含量，而高質量的內部控制能夠合理保證財務及相關信息的真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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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