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公司治理論文，本文結合融資優序理論、蓄水池效應和投資替代效應理論及金融深化理論與金融抑制理論，以2007-2022年滬深A股非金融企業為研究對象，從微觀企業層面出發，實證檢驗了“企業金融化—股權再融資”的復雜關系與作用路徑。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
1.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我國經濟改革紅利逐漸消失，發展速度明顯放緩，經濟步入新常態；實體企業經營成本不斷提高、產能過剩以及產品同質化問題不斷加劇，導致實體企業投資利潤率大幅下降，實體企業開始轉變傳統的生產和經營模式以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金融產品具有流動性強、變現快、收益高等屬性，證監會于2012年后允許企業利用閑置資金投資金融產品。以上幾方面都導致我國實體企業加大對金融資產的配置力度，因此，自2013年以來，我國非金融企業金融化趨勢日益凸顯。從持有金融資產的企業數量來看，2007年持有金融資產的企業有1460家，到2017年達到3498家，截止到2022年有5046家企業配置了金融資產，與2007年相比，增長了2.460倍。從持有金融資產的規模來看，2007年金融資產規模僅為52.600萬億元，到2020年達到353.190萬億元，而截止到2022年已經達到了419.640萬億元，金融資產規模是2007年的7.980倍。整體來看，持有金融資產的企業數量不斷增加，規模不斷擴大。
當企業投資金融資產以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為目標，金融資產將發揮“蓄水池”功能，反哺企業主營業務。然而，當企業投資重心本末倒置，購置大量金融資產時，則將“擠出”實體經濟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引發資本市場動蕩，給企業帶來系統性財務風險（譚小玉和陳裕鑫，2022）[1]，甚至引發金融危機（Stockhammer和Grafl，2010）[2]。因此，我國政府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體制深化改革，加快出臺金融改革相關政策。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和政府多次強調實體經濟是我國企業良性循環發展的根基和命脈所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要以實體經濟為主體，虛擬經濟作為一種輔助手段，從而助力實體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由此來看，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金融化現象，通過金融體制深化改革，防范重大金融風險，推動資本市場實現高質量發展，為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機會，助力實體經濟健康發展。

公司治理論文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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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內容與研究框架
1.2.1 研究內容
首先，在閱讀大量文獻的基礎上，對企業金融化與股權再融資的現有研究進行簡單梳理；其次，在已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系統研究企業金融化對股權再融資的影響、公司治理是否在二者之間發揮調節效應、不同類別金融資產及不同程度金融化水平對股權再融資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性，并提出相應研究假設，并且在研究假設的基礎上構建實證回歸模型；再次，對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驗證研究假設是否成立；接著，從不同類別金融資產及不同程度金融化水平兩個角度探討對股權再融資的進一步影響；最后，得出研究結論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六個部分： （1）引言：本章包括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研究內容與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創新點，具體闡述了實體企業日趨金融化的時代背景以及對股權再融資研究的意義，點明本文所用研究方法以及存在的創新之處。
（2）文獻綜述：本章對企業金融化、公司治理及股權再融資的現有研究成果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3）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本章包括理論基礎和研究假設兩部分，結合融資優序理論、蓄水池效應和投資替代效應理論及金融深化理論與金融抑制理論，把已有理論基礎和本文實證研究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提出相應研究假設。
（4）研究設計：本章包括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變量定義及模型構建三部分，首先闡述了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的依據；其次對股權再融資（SEO）、企業金融化（FIN）、公司治理水平（Governance）及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進行定義及計算方法說明；最后基于研究假設構建回歸模型。
（5）實證分析：本章主要包括描述性統計、相關性分析、基準回歸分析、調節作用檢驗、穩健性檢驗五部分。描述性統計匯報了主要變量的均值、方差、中位數、最小值及最大值；相關性分析包括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檢驗主要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接著研究分析了企業金融化和股權再融資的關系，并對前文做出的研究假設進行驗證；調節作用檢驗分析了企業金融化與公司治理水平的交乘項對股權再融資的影響是否發揮了調節效應；穩健性檢驗包括替換解釋變量、滯后一期解釋變量、子樣本回歸及傾向得分匹配法（PSM），驗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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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綜述
2.1 企業金融化的相關研究
2.1.1 金融化的內涵
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金融化的概念最早是由Sweezy在1966年提出來的，指的是將剩余經濟投入到金融領域，虛擬經濟逐漸發展起來，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對金融化的定義和內涵不斷豐富和深化。Stockhammer（2004）從微觀維度詮釋金融化，企業金融投資活動逐漸增加，金融投資收益所占比例也不斷攀升[5]。Firat Demir（2007）認為企業金融化表現為企業對金融領域的投資逐漸增加，偏好于購置金融資產，將投資重心放在金融部門而不是發展實體經濟上[6]。蔡明榮和任世馳（2014）從行為和結果兩個維度對金融化進行界定。行為方面，企業將資金的使用由實體部門轉向金融領域；結果方面，企業利潤的絕大部分并非來源于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而是金融資產投資[7]。張成思（2019）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闡述金融化，宏觀層面上是指金融部門的產出占比及利潤占比在整個行業中的比例不斷攀升；中觀層面上指的是“商品金融化”；微觀層面即企業層面上，指金融資產占比及金融投資收益占比比例上升[8]。
2.1.2 企業金融化的形成原因及影響因素
在歸納和梳理已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企業金融化的形成原因及影響因素大致可以歸納為兩種動機：蓄水池動機和投資替代動機。
一是蓄水池動機。Hendrik Bessembinder（1991）指出由于交易的延時性，企業通過配備遠期合約等衍生金融工具對沖未來可能發生的交易和外匯風險，從而達到套期保值的目的[9]。Stulz（1996）指出企業通過配置金融資產，能夠幫助企業規避可能發生的現金流或價值波動風險，通過風險管理能夠提升企業價值，增加股東財富[10]。Almeida H et al.（2004）通過研究融資約束對企業政策的影響，發現當市場經濟不太景氣或者當企業面臨較高的融資約束水平時，由于金融資產流動性較強，能夠幫助企業發現更多的投資機會[11]。Ran Duchin(2010）指出當企業資金受限、管理良好的情況下，持有流動性較強的金融資產，能夠使得企業投資機會更加多元化，增強投資彈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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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股權再融資的相關研究
2.2.1 股權再融資偏好研究
Myers and Majluf（1984）指出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融資方式一般是按照內源性融資、外部融資，外部融資又依次按照債券性融資、發行股票融資，即融資優序理論[38]。由于我國資本市場起步較晚，發展還比較落后，與該理論所闡述的融資順序大相徑庭，我國企業比較偏好股權融資。關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融資順序偏好的差異，學術界目前還未得到一致的觀點。
首先，從管理層行為動機的角度闡述股權再融資偏好的動因，連英祺（2011）基于融資意愿的視角，認為管理層過度自信時，更加偏好于股權再融資[39]；張柴（2017）通過對我國再融資方式偏好進行分析發現，股權融資方式在融資市場上占據半壁江山，融資方式的偏好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同時融資后資金配置效率低下，并且進一步提出管理層為了自身的利益也更加偏好股權融資[40]；張丹妮和周澤將（2020）研究發現，管理層為了一己私利推動企業股權再融資，以便融資后立即進行現金分紅[41]。其次，從資金需求的角度來看，宋玉臣等（2022）指出當企業投資優質項目資金緊張時，此時股權再融資能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出于該種動機下的公司在再融資后的業績一般要好于出于“圈錢”動機下的公司業績[42]。再次，從公司經營業績表現的角度來看，劉廣生和岳芳芳（2017）研究發現企業再融資方式的選擇主要受成長能力、營運能力以及償債能力等因素的影響，一般來說，成長能力強、營運水平好的企業更偏好股權再融資[43]。最后，從股權融資成本的角度進行分析，黃少安和張崗（2001）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偏好通過發行股票進行融資的直接原因是股權融資成本遠遠低于債務融資成本，現行相關政策和制度是更深層次的原因[44]。牛成喆等（2008）進一步對比股權融資成本和債務融資成本，發現股權融資成本更高，但是由于股權融資成本無固定期限支付利息，靈活性更強，而債務融資成本則約束力更強，必須按照固定期限支付債權人的利息。在市場化水平不高、經濟不發達、資本運作效率低下等環境下，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實際上股權融資成本要遠低于債務融資成本，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偏好股權再融資的原因之一，較好地解釋了我國與發達國家提出的融資優序理論差異所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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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 16
3.1 相關理論基礎 ...................................... 16
3.1.1 融資優序理論 .................................... 16
3.1.2 “蓄水池效應”和“投資替代效應”理論 ................. 16
第4章 研究設計 ................................................. 22
4.1 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 22
4.2 變量定義 ............................................................. 22
第5章 實證分析 ....................................... 27
5.1 描述性統計 ............................................ 27
5.2 相關性分析 .................................... 28
第6章 進一步分析
6.1 不同類別金融資產與股權再融資
黃賢環等（2018）將金融資產劃分為長期和短期金融資產，并進一步指出企業持有短期金融資產是一種“未雨綢繆”的金融投資活動，能幫助企業規避財務風險；而企業持有長期金融資產嚴重擠占了實體投資，表現為一種“擠出”效應，是一種“舍本逐末”的金融投資活動[104]。戴靜等（2022）以市級商業銀行為研究對象，發現當銀行業面臨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會增持長期金融資產，減持短期金融資產，因此銀行所處行業競爭激烈程度會影響企業配置金融資產的動機，提高了金融資產的“替代效應”[105]。朱曉杰（2023）研究發現企業金融化抑制全要素生產率，在進一步分析中將金融資產按照期限結構劃分為長期和短期金融資產，發現二者之間的抑制作用主要來源于長期金融資產，持有短期金融資產反而能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106]。彭俞超等（2018）按照金融資產屬性劃分為投機性和保值性金融資產，指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時，企業將會對所持金融資產進行重新配置，通過增持保值性金融資產、減持投機性金融資產來規避風險，從而降低企業的金融化水平[107]。杜勇和周麗（2019）借鑒彭俞超等（2018）劃分金融資產的做法進行異質性分析，指出具有學術背景的高管更加傾向于持有保值性金融資產，從而抑制企業的金融化水平[108]。

公司治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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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結論與建議
7.1 研究結論
本文結合融資優序理論、蓄水池效應和投資替代效應理論及金融深化理論與金融抑制理論，以2007-2022年滬深A股非金融企業為研究對象，從微觀企業層面出發，實證檢驗了“企業金融化—股權再融資”的復雜關系與作用路徑。經過實證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企業金融化顯著抑制上市公司股權再融資行為，支持金融資產“資本逐利”動機。隨著企業金融化程度不斷深化，企業金融資產投資行為影響著投資者的決策行為，進而影響企業股權再融資結果。
第二，公司治理具有調節作用，即良好的公司治理質量能夠削弱企業金融化對股權再融資行為的抑制作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能夠緩解代理問題、增強會計信息透明度、弱化企業內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升內部控制質量、優化治理結構、約束管理層的自私自利行為等，以上因素均有利于企業實施股權再融資行為。因此，公司治理削弱了企業金融化對股權再融資行為的抑制作用。
第三，進一步分析發現，企業金融化對股權再融資行為的抑制作用主要來源于企業配置第Ⅱ類金融資產，且第Ⅱ類金融資產配置比例越高，對股權再融資行為的抑制作用越強；另外，本文還發現企業金融化程度愈偏離適宜度金融化水平，對股權再融資行為的抑制愈強烈，即企業“資本逐利”動機越強，對股權再融資行為的抑制作用越顯著。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