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本文利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網站和UIBE數據庫的數據，計算出了年度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和12個細分的服務業的GVC地位指數，然后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表現和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現狀進行分析，并建立面板模型分析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服務業GVC分工地位的影響，使用中介效應模型分析雙向FDI的中介效應。
0 緒論
0.1 選題背景與研究意義
0.1.1  選題背景

國際金融論文怎么寫

現代產業體系主要由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構成，當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發展日趨成熟，第三產業的發展，特別是知識密集型、高附加值的新興發展起來的現代服務業逐漸受到各個國家的重視，因此服務業成為經濟未來發展的重點方向。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貨物和服務貿易進出口額由2001年的4.22萬億元增長到2021年的39.10萬億元，實現了8.26倍的增長，中國更是憑借其自身的勞動優勢和資源優勢，其生產鏈迅速融入到全球產業鏈當中，其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也進一步提高。但是服務業在參與全球價值鏈環節當中遇到了很多問題，一方面，服務貿易一直處在逆差當中，服務業發展不平衡，特別是信息通信、金融保險、專業科學技術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其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遠遠低于美國。另一方面，受中美貿易摩擦、新冠肺炎、俄烏戰爭事件的影響，導致服務業全球價值鏈萎縮、甚至斷裂。因此服務業亟需轉型升級，提升其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有效降低國際形勢惡化服務業發展的影響。
文獻當中探究GVC地位的影響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力資本，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實際匯率等因素，但鮮有人關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GVC分工地位的影響。已有文獻研究當中，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上升會間接影響中國各企業的發展：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不利于企業出口（LingFeng，2016；KyleHandley，2017；劉晴、桂晶晶和程玲，2020），不利于企業投資及融資（饒品貴、岳衡和姜國華，2017），特別是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顯著阻礙了民營企業的實際投資（GuanchunLiu，2019）。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也無助于企業金融的發展（彭俞超、韓珣、李建軍，2018），甚至致使企業的稅負上升（DandanDang，2019）。但這些研究大多側重探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發展的影響，鮮有探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服務業價值鏈分工地位的影響，忽略經濟政策的波動會對價值鏈的攀升帶來巨大挑戰。鑒于此，本文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和門檻模型深入剖析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服務業價值鏈分工地位的影響及作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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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文獻綜述
0.2.1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相關研究
關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解釋，較早由Abel（1983）定義，后經過學者們不斷地概括和完善，現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主要是指國家何時頒布政策，何時調整經濟政策，以及如何實施政策的方式無法被經濟主體確切地預知（Gulen H、Ion M，2015；李鳳羽、楊墨竹，2015），從而對市場運行無法做出正確判斷（張喜艷、陳樂一，2019）。
目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測度主要分為兩種，即單一指標測度和多指標測度。在單一指標方面，分別使用了股票回報波動（Leahy、Whited，1996）、選舉事件（Julio，2012；余靖雯、郭凱明和龔六堂，2019）、財政政策不確定性(BiH，2013）、貿易關系變更（Pierce，2016；毛其淋，2020）等事件來測度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這些文獻中關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度量使用的指標都比較單一，在測度上存在間斷性、代表性低等缺陷，根本無法綜合評估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而Baker（2016)基于報紙報道經濟相關政策、不確定性、改革等關鍵詞出現的頻率構建了一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PU），即多指標測度法，該指標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各國經濟政策調整帶來的政策環境波動情況，近年來該指標被大多數學者采用（饒品貴，2017；許志偉，2019；張園園，2021），現已成為測度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的主流方法。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造成的經濟后果主要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層面集中在貿易、投資、就業、稅收等方面。許志偉和王文甫（2019）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分析后得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的產出、價格、消費以及投資均有負向作用，這與金雪軍（2014）等人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在稅收方面；一個地區稅收征管強度越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和企業的稅收規避行為的反向效應就會更加明顯（陳德球、陳運森和董志勇，2016）；并且稅收配額越高，這種影響就越強（DandanDang，2019））。近年來學者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研究逐漸集中到微觀企業層面，主要包括公司投資決策、融資決策、企業稅收。一些學者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越高，公司現金持有量越高（陳運森、董志勇，2016），從而將減少投資行為，此舉不利于企業投資（饒品貴、岳衡和姜國華，2017），特別是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更顯著阻礙了民營企業的實際投資（GuanchunLiu，2019）。并且一些學者在探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時得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增加顯著提高了企業的商業信用融資，由于企業性質、行業競爭力、金融水平的不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商業信用融資的促進作用會因此變化（張園園、王竹泉和邵艷，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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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服務業全球價值鏈的理論基礎
1.1 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升級理論分析
國際分工開始后，每個國家都開始逐漸專注于一種商品生產的特定階段，這就產生了國際垂直分工的現象，這樣各個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都能參與到世界貿易當中，這種垂直分工的現象也被廣泛地貼上了標簽：“分割價值鏈”、“外包”、“生產解體”、“碎片化”、“多階段生產”和“產品內專業化”（Hummels，2001），這也就代表著對價值鏈的研究開始出現。關于價值鏈這一定義，后經過學者們不斷的研究和分析，以及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最終提出了這一概念，即“全球價值鏈”是指當產品的設計、原材料提供、中間品生產與組裝、成品銷售、回收等所有生產環節在全球范圍內分工布局后，形成的覆蓋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龐大生產網絡，在全球價值鏈的每個生產環節上，商品和服務附加值被不斷地創造、累加，并通過該網絡在全球范圍內循環流動，由此形成產業分布的全球價值鏈。
全球價值鏈連接了各國的生產環節，國際分工形態逐漸轉為價值鏈分工形式。商品的某一生產環節不再局限于一個國家，而是由多個國家共同分擔。由于各國在分工環節上創造的附加值不同，則會使各國處于價值鏈的不同位置。處在價值鏈上游的國家獲益豐厚，而處于末端的國家則只能得到微小利益，因此各國都在聚焦如何促使產業升級，提升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
Humphrey & Schmitz(2000)提出的四個層次的產業升級過程，是GVC分工模式下較為代表性的觀點。這四種升級過程由低到高為工藝流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和價值鏈升級。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看服務業GVC升級，服務業可以通過采用新的工藝技術或者改進現有的工藝流程提高企業生產效率，或者是開發新產品提升產品自身質量和競爭力，或者是通過技術、資本、管理經驗等要素將生產環節從低附加值的價值鏈上轉移到高附加值的價值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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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相關理論 
1.2.1  實物期權理論
Myers于1977年提出金融期權理論，后來該理論逐漸演變為實物期權理論。實物期權理論強調市場經濟環境變化的情況下，投資者應該選擇等待或者靈活決策。該理論主要內容是當市場環境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投資者會放棄當前投資，選擇等到穩定的投資環境再進行投資。只有當經濟環境不確定性下降，投資環境變好，當下的投資利益大于放棄未來投資的好處和當前投資成本之和時，理性的決策者就會選擇當前投資。也就是說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通過影響投資者盈利預期來影響投資者的決策，是繼續當前投資，還是放棄當前投資，選擇等待新的投資機會，這延長了投資決策的時間，無形中增加企業家投資等待的成本，從而抑制了當前投資。
1.2.2  金融摩擦理論
企業通過金融市場融資產生的不利影響主要為：一是外部融資溢價，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性，企業的融資外部性成本高于內部成本，由此產生外部融資溢價。二是抵押約束機制，某些情況下企業融資需要通過抵押才能獲得資金，但抵押時產生的任何不利沖擊都會影響企業的融資能力。當市場進入經濟政策高度不確定時期，銀行在放貸上會更加謹慎，提升貸款利率，導致投資成本上升，迫使企業家減少投資以應對風險。此外受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市場各方都會收緊資產，則企業家抵押獲得貸款的時間將會變長，此舉則會影響企業經濟的運行。因此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引起了投資成本的增加，從而影響了宏觀經濟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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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服務業GVC分工地位的影響的實證分析 ................. 18
3.1 研究設計 .............................. 18
3.1.1 模型設定 ................................. 18
3.1.2 變量選取 ................................ 19
4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 29
4.1 研究結論 .............................. 29
4.2 政策建議 ..................................... 29
3 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服務業GVC分工地位的影響的實證分析
3.1 研究設計
3.1.1  模型設定
通過上文可知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通過IFDI和OFDI對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攀升造成影響，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是否能夠對服務業GVC分工地位造成影響，還要考慮到影響服務業GVC的其他因素，故需要在實證中加入其他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因此本文構建如下基準回歸模型來研究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服務業GVC分工地位的影響:
????????????????????=????0+????1????????????????????+????????+λ+ε                                                                              （1）                           
式(1)中，下標i表示第i個行業，t表示第t年。GVC表示中國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epu表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為控制變量，包含服務業行業規模、人力資本、教育水平。λ，ε則分別表示個體效應和其他擾動項。根據前文理論分析部分可知，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可能會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渠道來影響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為驗證該效應，本文借鑒溫忠麟（2014）的做法構建中介效應模型。

國際金融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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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4.1 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網站和UIBE數據庫的數據，計算出了年度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和12個細分的服務業的GVC地位指數，然后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表現和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現狀進行分析，并建立面板模型分析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服務業GVC分工地位的影響，使用中介效應模型分析雙向FDI的中介效應，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一直處于波動的水平，但整體上處于上升的水平。2004-2007年EPU指數緩慢上升，2007-2008年上升速度明顯加快，由此可見金融危機的影響可能使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加速上升。2008-2013年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逐漸下降恢復平穩，2013-2018年卻急劇上升，這可能是因為中美貿易戰事件以及美國對華強硬的政治態度導致2016年前后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急速上升。
第二，與美國相比，我國知識型服務業GVC分工地位較低，特別是信息通信服務、專業科學技術活動，這表明中國與美國相比知識密集型產業還是處于全球價值鏈的劣勢地位，即低附加值環節。
第三，EPU與GVC分工地位之間存在產業競爭力門檻值，在產業競爭力較低時，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對GVC分工地位攀升具有抑制作用，產業競爭力跨越門檻值時，即在產業競爭力較高時，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對GVC分工地位攀升具有促進作用，這表明產業競爭力變強以后，產業可以有效避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沖擊。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