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投資分析論文，本文探討了投資環境因子對東盟十國的影響。為了更好地評估這些因素，我們采用了最大熵模型和模糊一致矩陣，并從10個國家收集了12年的投資樣本數據。使用最大熵模型測驗投資數據，用模糊一致矩陣評價投資環境因子。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意義
一、研究背景
在疫情發生前，中國對東盟十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升至第二位，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量攀升至第一位。據202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數據，我國向東盟的直接投資到達了197.84億美元，比上一年的1771.4億美元的投資額提高了11.16%，增長率同比提高了1.3個百分點。我們在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數額快速增長漲，這表明我們的工業企業正在加速遷往這些國家。以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這些國家為例，我們在這些國家的投資流量總額已經由2010年的23.25億美元上漲至2021年的166.1億美元。2021年，中國政府在東盟地區的直接投資規模超過了1403.84億美元，占世界總體的5.6%（2.58萬億美元）。在這些國家中，新加坡的投資規模最高，超過了656.4億美元，印度尼西亞次之，老撾和馬來西亞先后超過了82.5億美元和90.2億美元，先后位列世界前20位國家。到2021年底，中國政府已經在東盟建立了5600家以上的直接投資公司，聘用了大量海歸和本土勞動力，比2017年末大幅度提升了15萬。新加坡也變成中國政府最重要的海外投資和收購目標國家之一。
在不同行業投資中，制造業投資是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第一大行業。中國對東盟國家投資的制造業流量在快速增長。以2021年為例，制造業投資流量為56.7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6.1%，占全行業投資流量的43.5%。產業投資據類型不同也集中在不同國家，制造業投資大量分布在泰國、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和公共事業投資則是中國對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等國投資的重點；在服務業投資領域主要分布于批發和零售、銀行金融、IT服務、電子商務、通信等產業，而科技企業主要向新加坡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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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文獻綜述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綜合考慮國內外對外直接投資的各種影響因素，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受到當地經濟、政治、社會和自然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從而形成了一個復雜的投資環境選擇模式。
首先，中企對外直接投資受到許多經濟因素的制約。這些因素包括：人口密度、技術進步、貿易流通等。研究結果顯示，經濟發展水平可以被視為評估國家吸收外資能力的重要指標，能反映出國家當前的發展情況和未來的增長空間（王亞星，2015）。一些企業會把投資目光放在經濟發展不足的地方，以獲得長遠的發展潛力。而另一些企業可能把投資放在經濟發展較充足的地區，以獲得穩定的投資匯報。當考慮國際投資時，中企會優先考慮GDP等經濟指標。
ZhangX和DalyK（2012）的研究表明，隨著全球化的推進，東盟國家的市場規模和它所能夠吸引的國際直接投資都取得了顯著的提升。此外，國際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在全球化過程中也受到其它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研究發現，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它們的國際影響力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為此，應當在不同領域采取措施以提升東道國投資環境，包括制定多邊貿易規則、提升開放程度以及資源配置等指標，以衡量東道國對外國的直接投資。
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擴張，IvarKolsta（2012）等學者也著手研究中國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域的直接投資原因。研究結果表明，擁有龐大的國際市場、充足的自然資源、較低的法律法規等條件，是中企對外最佳的投資環境。王豐龍、司月芳、曾剛（2019）的研究也表明，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經濟交流與市場規模的關系非常緊密，但由于與東道國的地理位置遠近、資源稟賦多寡、政治結構的差異，使得其對中企的外資吸引能力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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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核心概念和理論基礎
第一節投資環境概念說明與指標范圍
一、政治環境
一般來說，政治環境是企業選擇對東道國投資與否的第一個考慮因素，政治環境極大地決定經濟增長潛力，影響東道國的經濟效率。但政治環境的優越性究竟是促進還是抑制了中國企業的OFDI，這個問題在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認為，中企的OFDI更愿意選擇那些具有良好安全政治環境的國家，而非充滿危機的國家。楊嬌輝等[1]人在研究中解釋，中企的OFDI并不具有風險偏好性，而是更多地依賴東道國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能力。同時也有一部分OFDI流向了經濟落后、自然條件優越、政策不利、風險較大的國家或地區，這也會造成一種偏好假像。根據Buckley[2]、Cheung&Qian[3]的調查研究，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更偏好那些政治動蕩、外部威脅更大的國家或地區。也有學者認為中國OFDI在區位去向表現出差異主要因為投資企業的異質性。邱立成和楊德彬[4]指出，由于企業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它們在投資的角度上存在顯著的分歧：國有企業更加看重擁有充足的自然資源，同時存在較大的政治風險國；相比之下，民營企業除了看重東道國是否擁有較多的可用戰略性資源，還要求東道國具備較低的政治風險。根據企業的異質性，可以明顯看出，國有企業的OFDI活動受到國家的政治影響，其目的在于提升社會的整體福祉，促進社會的發展。相比之下，民營企業更加注重實際利潤，更加關注私人部門的效益。
通過全球范圍的調查，世界銀行提供了一系列全面的全球治理指標，以評估當前的全球性影響因素，這些指標涵蓋了：政治穩定性、反恐/反亂、經濟發展、社會福祉、國際安全、國際合作、國際貿易等。這些研究結果匯總了全球各地的觀察者和學者的觀點。本文通過對4個指標的測算，各項指標的取值范圍介于-2.5至2.5，其中的數字越大，說明當前的管控水平也就越高，也就是當前的政治質量也就更加優越。因此，總體上世界治理的指標可以從多個渠道獲得，并且具有很強的可靠性。例如，文余源[5]采用世界治理指標衡量政治質量，以此驗證在投資區位選擇過程中東道國OFDI整體上偏向政治環境穩定和監管質量高的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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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投資動機的區別
一、市場動機型
母國OFDI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擴大東道國的經濟實力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Dunning，1993）[17]。因此，東道國的經濟實力對于中國選擇是否參與國際直接投資項目至關重要（Kolstad和Wiig，2012）[18]。一方面，OFDI的目的是通過跨境合作來實現經濟增長。然而，如果這種合作中存在貿易限制，那么它的國內生產可能會因此而受到限制。因此，許多公司會選擇通過對東道國的投資和銷售來實現這種目標。另一方面，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較大，則更容易產生低成本或高價值的投資項目或資產。因此，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往往是吸引我國OFDI的重要因素。
二、資源動機型
OFDI也是中國獲得國外自然資的重要方式，不僅僅能夠滿足經濟發展的資源需求，而且對中國OFDI的投資區位選擇具有重要影響（王永欽等，2014）[19]。其中以垂直型OFDI為主，為了滿足全部生產過程所需要的自然資源，資源豐富的國家區位成為母國OFDI的重要選擇。尤其以中國的國有企業在選擇投資區位時更加偏好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具有顯著“自然資源偏好”特征（宋利芳和武睆，2018）[20]。由以上分析認為，東道國的自然資源豐富度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具有重要的正向影響。
三、成本動機型
以降低成本為動機的OFDI在相對發達的投資母國來說，企業希望從東道國獲得更低的勞動力成本，這樣投資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緩解產業升級中的成本壓力，提高投資回報率（Dunning，1993）[17]。東道國擁有更多的勞動力，也就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因此，東道國的勞動力成本可能會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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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現狀和東盟投資環境 ............................ 19
第一節 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規模和結構 ..................................... 19
第二節 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國別差異 .......................... 22
第三節 東盟投資環境分析........................... 26
第四章 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投資環境因子分析 ............................ 31
第一節 數據處理說明 ..................................... 31
第二節 投資環境因子貢獻度分析 ........................... 32
第三節 投資環境因子優度分析 ................................ 36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39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39
第二節 對投資相關主體的建議 ..................... 41
第四章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投資環境因子分析
第一節數據處理說明
一、企業數據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中國全球投資追蹤報告。包括對外直接投資行業、金額、投資國別和投資年份等。其中主要涉及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14個行業：農業、化學、消費、能源、娛樂、金融、健康、物流、采礦、不動產、科技、旅游、交通、公共事業和其它領域。數據包羅2011年1月到2022年6月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數據，且數據完整無缺失項。
二、投資環境數據處理
該系列數據由不同數據庫組成，個別數據存在遺漏和統計年份不一致，選擇數據包含最豐富的年份為2011年，且對遺漏數據做如下處理。值小且相鄰年份均有數值的可以去相鄰年份的中間值；值比較大的，變化年份有長期趨勢的取回歸值；值大且觀測年份無規律的取最近年份值。
三、按照投資動機綜合數據
本文選取的企業數據最終樣本為642個企業投資樣本數據，由于個別行業投資數量少，因此根據該類行業企業所屬行業類型再次分類。原始行業投資次數如下：

投資分析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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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
通過分析世界銀行2011-2019年的全球治理指標、世界發展指標以及UN統計署的數據，本文建立了一個用以評估東盟各國的投資環境狀況的評價體系。并分別用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自然資源環境來表示東盟各國的各方面投資環境，比較各國投資環境優度。結合分析2011—2022年中國企業層面對外直接投資的統計數據，本文探討了投資環境因子對東盟十國的影響。為了更好地評估這些因素，我們采用了最大熵模型和模糊一致矩陣，并從10個國家收集了12年的投資樣本數據。使用最大熵模型測驗投資數據，用模糊一致矩陣評價投資環境因子。
一、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現狀
本文對東盟地區國家投資環境做了基本介紹，進一步對東盟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結構和投資偏好做出現狀分析。從對東盟投資現狀出發分析東盟國家間的投資環境差異和企業屬性和其投資動機等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現況。投資現狀分析結果為：1.規模方面，東盟地區的吸收國外直接投資特點表現出投資額度不大但流量增長極快，同時又擁有巨大的投資潛力等特點；2.國別投資結構表現出差異，投資區域皆有覆蓋但投資國別之間差距明顯。以新加坡接受近半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流量為特點，其次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且對不同國家投資額變化比較大，也有部分國家投資量始終不足；3.投資領域多，對東盟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始終是中國對該地區投資的重要部分，在各個投資產業中投資流量仍然主要流向制造業，同時服務業投資加速；4.對東盟多數國家投資產業層次較低；5.投資動因分別以市場需求、資源需求和成本控制為主要原因。
二、東盟地區投資環境現狀
在投資環境方面：政治環境以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文萊為優；經濟環境方面，東盟發展普遍較快，較發達的國家發展穩定，欠發達地區發展速度快；社會環境方面，東盟十國有四國發展不足；自然資源方面，東盟各國均有其能源、資源或港口優勢等。總體來看東盟各國有其接受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且對東盟投資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