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創業管理論文，本文證明了選擇創業能顯著提升工作滿意度，但卻對生活滿意度產生負向效應，結合工作-家庭沖突對創業決策與工作收入和生活滿意度的中介作用，可以初步將緩解工作-家庭沖突作為幫助創業者解決實際困難的施策方向之一。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問題提出
黨的二十大明確指出，要“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的保障制度”。作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和進步的重要途徑，創業對緩解就業形勢、促進充分就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近年來，在我國這片創新熱土上，掀起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根據《2019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發展報告》顯示，2016年至今我國新創設企業數保持持續快速增長，從2016年的552.8萬家增至2019年的739.1萬家①，具體如圖1-1所示。

創業管理論文怎么寫

盡管我國創業者正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但大多仍處在效率驅動階段，較少有高新技術型創業。為此，國務院提出將對創業活動的扶持重點從“量”向“質”轉變，以更好地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一步促進市場活力、提升社會創造力②。當前，我國正處在優化和改善經濟結構、轉換發展動力、提高發展動能的關鍵期，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疊加新冠疫情影響，如何更好地利用創業活動帶動就業創新，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已成為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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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義
本文以自我決定理論、角色理論和相對剝奪理論為理論基礎，采用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簡稱CFPS），主要通過實證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創業決策對個體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應的意見和建議。本文的研究意義可以劃分為理論和實踐意義兩個層次：
1.2.1 理論意義
首先，豐富了我國創業領域關于主觀幸福感的實證研究。一方面，關于創業領域，雖然關于創業者的研究包含的細分主題已經較豐碩，并且關于創業決策和創業行為的影響因素等問題近年來也獲得了學界的關注，但鮮有學者就創業對勞動者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通過梳理已有文獻發現學者對創業是否提升主觀幸福感眾說紛紜，暫未得到一致的定論。本文參考已有的研究思路，基于創業者個體效用這一新視角探究創業者主觀幸福感的得失，有助于豐富我國情境下創業相關研究。
其次，有利于進一步分析我國創業環境，剖析創業者決策機制。本文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一方面是對我國當前經濟環境是否有利于個體創業的檢驗，有利于幫助決策者準確把握并刺激勞動者創業動機；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學者和政府了解當下創業者的生存狀態，引起對創業活動及創業者的重視和理解，促使社會各方更加關注創業者。不僅如此，目前對創業者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還停留在整體層面，鮮有通過異質性分析對更多不同特性群體間的差異進行具體探究。本文在初步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不同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地域等群體的創業者之間主觀幸福感的差異。
最后，本文還嘗試探索學科融合，為其他學科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參考依據。創業決策、個體主觀幸福感等問題的深入研究，屬于學科交叉內容，牽涉諸多學科融合和滲透，如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組織行為學等。因此，對我國創業決策和主觀幸福感問題的研究可以為這些學科的研究嵌入新的因素，也可以為不同領域帶來有益的學術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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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綜述
2.1 創業相關研究回顧
2.1.1 創業的定義
創業是一種復雜的多維活動，因此學者們在研究中基于不同的視角，對“創業”進行了不同的定義和解釋，暫未形成統一共識。
從機會識別的角度定義，Stevenson等人（1985）表示創業是洞察、捕捉機會的過程，與當下已擁有的資源無關[12]。Ropo和Hunt（1995）進一步完善，延長了創業過程的行為鏈，認為創業是在發現機會之后，進一步利用機會并產生動機追求機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13]。Shane和Venkataraman（2000）在此基礎上補充了創業結果，即創業主體在識別機會后通過不同方式或者途徑利用創業機會，從而產生相應的價值[14]。
從創建組織的角度定義，Low 和MacMillan（1988）以及Schumpete（r1934）將創業定義為是創辦建立新企業、新組織以及發展新業務[15][16]。Cole（1968）強調利益導向，將創業視為是發起以獲取利潤為目標的持續性商業活動[17]。Gartner（1993）注意到外部環境的作用，認為創業是在外部環境與組織的綜合作用之下創新創立新企業[18]。
從創業過程的角度定義，Covin 和 Slevin（1991）關注到在創業的過程中，創業者投入時間，通過管理手段提高改善績效，創造富有價值的新事物，最終能夠實現金錢以及個人滿足感雙收獲[19]。由此，創業不僅僅是帶來經濟利益，而且還有個人價值的實現。斯曉夫等人（2016）限制了創業是在資源缺乏的前提下，在商業機會識別后，通過有限資源的組織整合來提供各類產品或服務，創造價值[20]。張玉利等人（2016）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納入創業環境因素，并且認為創業是不拘泥于當前資源條件的限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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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觀幸福感相關研究回顧
2.2.1 主觀幸福感的概念
幸福感原本是一個純粹的心理學概念，后被引入社會學和經濟學中，成為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關注的重要課題。傳統的研究中，幸福感被認為有兩大類：一類是社會和心理幸福感；第二類是個體的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前者的關注點聚焦于個體成長和發展、自我潛能的發揮上，后者則比較關注個體的主觀感受和情緒。就幸福感水平的衡量而言，陳剛和李樹（2012）認為相比于前者，主觀幸福感能更加完整合理地描述個體對生活的整體滿意狀況，更能反映出個體親身感受的幸福感水平，因此是更為恰當的衡量個體生活質量的綜合性指標[44]，該觀點也得到了學者們的普遍認可。
隨著人們對主觀幸福感的日益重視和孜孜追求，經濟學界也逐漸在經濟學范式內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和探索中投入更多資源，“幸福經濟學”由此誕生。作為長期以來的文化傳統，讓人民感受到幸福是“國之大者”，我國對人民的主觀幸福感極為重視。主流社會學家也均認可，主觀幸福感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國家昌盛的終極目標是帶給人民幸福，人民生活幸福也是一個國家繁榮與否的直觀表現。而在學術研究上，大量學者們由最開始單一的對主觀幸福感進行研究，后來發展到將主觀幸福感與其他影響因素結合起來研究，不僅包括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逐漸變得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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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設計.................................... 18
3.1理論基礎..................................... 18
3.1.1 自我決定理論........................ 18
3.1.2 角色理論..................... 19 
第4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29
4.1 描述性統計.............................. 29
4.2 基準回歸................................... 30
4.3 異質性分析.................................. 33
第5章 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42
5.1 研究結論.............................. 42
5.2 政策建議............................... 43
5.3 未來展望.............................. 44 
第4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本文除了對全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之外，還將樣本分為創業人群和就業人群進行進一步分析，具體情況如表4-1所示。

創業管理論文參考

由表4-1中的全樣本可以看出，工作滿意度上，全樣本均值為3.607，位于一般到比較滿意之間，表明我國居民工作滿意度普遍較好。結合分樣本情況可以看出，創業人群的工作滿意度高于就業人群，這可能表明創業人群更容易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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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在當前國際形勢疊加新冠疫情雙重沖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創業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就業、改善民生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創業決策對個體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對理解創業者內在需求，幫助決策者制定激發高質量創業活動的政策、切實提升創業者福祉有著重要意義。本文基于自我決定理論、角色理論和相對剝奪理論，運用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的創業相關數據對創業決策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進而剖析我國創業群體的創業決策機制和路徑。圍繞上述內容，本文形成了如下主要結論：
第一，總體來說，我國居民中，創業群體在收入、工作滿意度、受教育年限等方面都有更優的表現。可以初步認為，我國的創業群體在居民總體中處于較為靠前的位置。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的創業環境良好。
第二，關于創業決策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整體上而言，選擇創業能夠顯著提升工作滿意度，同時降低生活滿意度和抑郁程度。即創業對勞動者的工作滿意度和情緒平衡程度有積極影響，而對生活滿意度則有消極影響。
第三，不同特征的群體創業決策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存在差異，具體表現在性別、戶口所在地、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狀況這四個方面。其中，控制其他條件的情況下，男性比女性選擇創業更能獲得更高的工作滿意度，且并不會對生活滿意度造成顯著負面影響；創業會對城鎮人群生活滿意度和農村人群抑郁程度存在顯著負向影響，而對兩者的工作滿意度都有所提升；創業對不同受教育年限人群工作滿意度的提升效應接近，但低受教育年限創業人群更不容易抑郁；創業會使有配偶人群的生活滿意度下降，同時也降低抑郁程度。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