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筆者認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性基礎設施投資對中國出口貿易有顯著正向影響，在三類基礎設施的差異化分析中，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的投資都能顯著促進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規模的增長。
第1章緒論
1.1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研究背景
出口貿易是影響一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被稱作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①之一。然而近年來，中國的出口貿易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風險，一方面，目前中國產品出口的主要流向是發達國家，但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特別是中美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背景下，發達國家進口需求下降與貿易保護主義合流，使得中國對其產品出口受到很大影響；另一方面，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圍的大流行嚴重制約了國際間的貿易往來，為中國的出口貿易規模進一步增長帶來巨大風險和考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急需擴大產品出口市場，對沖外貿環境中的眾多風險并有效拉動經濟增長。
基礎設施是經濟活動得以順利運行的堅實物質基礎，被稱為促進經濟增長的“車輪”②。此外，在一國對外經濟聯系中雙方基礎設施水平對貿易交流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基礎設施水平對降低貿易成本，提高貿易效率進而擴大貿易流量有著重要影響，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有利于降低國際貿易雙方的貿易成本，激發貿易潛力。
目前，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幾輪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傳統的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已逐漸進入成熟期。截至2020年，中國國家高速公路總里程達15.5萬公里，總通車里程居世界第一，高質量的公路網絡基本建成；大型水利水電等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已逐漸趨于飽和。
1.2文獻綜述
1.2.1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
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關系的文獻已十分豐富，多集中于發達國家，因為對外直投資活動只有在本國內有一定經濟發展水平后才有可能大量產生。隨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活動日益頻繁，研究其對外投資與國際貿易關系的文獻也日趨豐富。既有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規模間相互關系的研究，雖然還沒有形成系統理論和一致的觀點，但可以將其分為替代效應、創造效應以及不確定效應三種。
1.2.1.1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替代效應
Mundell（1957）基于標準國際貿易模型，指出兩國存在貿易壁壘時會引發資金跨越國界的行為，而兩國間進行商品貿易的總量不變，但會使一國提升進口產品的國內產量，從而替代從另一國進口該產品，產生了貿易替代效應。此后，Roger（1996）的研究也認為，海外生產會替代投資母國制成品的出口，同時會促進中間產品的出口，但總效應是抑制了出口總量，這一觀點支持了Mundell的觀點。隨后，Nigel和Wakelin（1998）發現，一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有直接利用國外生產為東道國市場服務的傾向，且隨時間推移，這種傾向越顯著。歐定余和魏聰（2016）在研究中將樣本國家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兩類國家都有明顯的貿易替代效應，進一步發現，這種替代效應對發展中國家更為顯著。李書彥和譚晶榮（2020）以歐盟國家為投資東道國，中國為母國，研究發現，中國對歐盟國家的出口貿易與中國的投資呈負相關，對外投資對帶動相關產業出口的作用不明顯，表明投資和貿易有一定替代效應。
第2章中國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發展現狀
2.1中國海外投資發展現狀
2.1.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現狀
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世界各國的對外投資萎縮，而中國的對外投資活動仍然穩步增長。如圖2.1所示，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537.1億美元，超越盧森堡（1270.9億美元）、日本（1157億美元）、中國香港（1022.2億美元）、美國（928.1億美元）、加拿大（486.6億美元）、法國（442億美元）等國家和地區，流量規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占當年全球投資流量的20.2%。 2.2中國出口貿易發展現狀
2.2.1中國對世界各地區出口貿易現狀
自2002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在2009年超越德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2020年受新冠疫情沖擊，中國出口貿易保持穩中有增。如圖2.9所示，2020年中國對外出口貿易規模達到25899.5億美元，與上年同期同比增長3.62%。
從發展歷史上看，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和2016年，中國出口貿易規模始終保持正增長，并且增長速度基本維持在5%以上。在2010年，出口額的增長率達到歷年最高，為31.30%，出口規模15777.5億美元。表明中國的對外出口保持著較高韌性，并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快速復蘇。在2010年后，雖整體規模仍然處于正增長，但增長率有所下滑，在2011年和2012年增長率分別降至20.32%和7.92%，出口規模分別為18983.8億美元和20487.1億美元，此后，除2018年增速又回升至9.87%外，增長始終維持在7%以下的水平。
在出口流向方面，如表2.5所示，2020年中國向亞洲出口額為12307.5億美元，同比增長0.83%，占當年中國出口總額比重達47.52%；向非洲出口額為1142.2億美元，同比增長0.89%，占出口總額比重為4.41%；向歐洲出口額為5356.8億美元，同比增長7.19%，占比20.68%；向拉丁美洲出口額為1507.1億美元，同比下降0.84%，占比5.82%；向北美洲出口額為4938.6億美元，同比增長8.39%，占比19.07%；向大洋洲出口額為647.3億美元，同比增長11.19%，占比2.50%。2020年，中國出口最大伙伴區域仍是亞洲，其次是歐洲，排名第三位的是北美洲，而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所占比重較小。對歐洲出口占比雖小于亞洲，但2020年中國對歐洲出口的同比增長遠高于亞洲，雖對大洋洲出口額的增長最高，但其出口額占比過小。
第3章海外基礎設施投資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機制.....................30
3.1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的貿易效應..................................30
3.2基礎設施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機制............................31
3.3基礎設施對國際貿易的差異化影響機制.................................33
第4章海外基礎設施投資對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35
4.1模型設定及變量選取............................35
4.1.1模型設定........................................35
4.1.2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36
第5章結論與建議......................................48
5.1研究結論.................................48
5.2政策建議.................................48
第4章海外基礎設施投資對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
4.1模型設定及變量選取
4.1.1模型設定
既有關于國際貿易流量的研究中，大多學者通過Tinbergen（1962）提出的貿易引力模型探討影響貿易流量的因素。引力模型的基本思路為：將影響國際貿易規模的因素劃分為引力和斥力兩部分；在經典模型中，貿易引力為參與國際貿易雙方的經濟總量，貿易斥力為貿易雙方的地理距離。經典模型認為，兩國或地區各自的經濟總量對二者間的貿易量有正向影響，而貿易雙方在空間上的距離對二者間貿易量有負向影響。 第5章結論與建議
5.1研究結論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將基礎設施投資數據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引入貿易引力模型，研究其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的影響。詳細分析了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及出口的歷史和現狀，并在機制層面論述了基礎設施投資這一解釋變量對中國出口的影響途徑，最后實證分析了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對中國出口貿易規模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分別討論了交通、能源、通信三類基礎設施對出口的差異化影響。本文結論如下：
第一，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性基礎設施投資對中國出口貿易有顯著正向影響，在三類基礎設施的差異化分析中，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的投資都能顯著促進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規模的增長。交通、能源兩類基礎設施對外投資會帶動中國相關產業的出口，直接擴大中國的出口貿易規模；并且在項目建成后，交通設施會顯著降低國際貿易的成本，為參與企業帶來利潤的提升，能源設施又為當地居民和企業的生產生活和經濟活動提供有力支撐，促進貿易繁榮發展。通信基礎設施投資在目前投資規模下尚未對中國的出口貿易產生顯著影響，但長遠來看通信基礎設施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溝通交流的成本和時間，及早地完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通信基礎設施水平有望釋放其貿易潛力。第二，共同語言有利于兩國間國際貿易的開展，共同的語言意味著文化上的共通，使得貿易雙方有更多文化認同與消費習慣。第三，自貿協定或相關的貿易優惠安排產生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有利于中國出口的進一步擴大。第四，中國各省份出口貿易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出口的邊界效應不明顯，有相鄰的地理邊界并未對出口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