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緒論

1.1研究背景
當今經濟環境變幻不定，企業在經營過程當中始終面臨著環境動蕩所帶來的諸多不確定性和不穩定因素。管理者如何把握時機，并合理恰當地制定戰略性投資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了企業管理者和研究者共同所關心的問題（Jalilvand& Kim，2013)。同時，為了創造企業的競爭優勢，管理者如何通過合理分配可獲得的有限資源來開展一系列的戰略活動也成為了近年來學者們熱議的話題。(Jalilvand & Kim, 2013; Voss, Sirdeshmukh & Voss, 2008 )。戰略投資對于企業而言是一項至關重要的決策內容。減少企業的戰略投資可能會影響企業的長遠競爭力和盈利性；相反，盲目地從事戰略投資會提升企業的成本和風險，不利于企業的穩步發展（Bermer & Ranganathan，2012 )。因而，對于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薪露頭角，形成競爭優勢；又如何在動蕩的環境變化中有效防守，做好長遠規劃，成為了企業管理者作為投資者們的代理人，所要仔細思量的決策方向。然而，企業高管又如何保證所作決策的正確性和合理性呢？這就需要有專業特長和有經驗的人士為其提供較為全面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并監督決策的有效落實。另一方面，戰略投資本身是資源分配的過程，這就需要企業本身擁有一定的可支配資源。根據以往研究我們發現，基于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 )和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s )，董事會恰好在企業的經營過程當中起到了以上提到的這些作用（Hillman & Dalziel, 2003 )。因此，我們思考：（1 )董事會對于企業戰略決策的制定是否起到了作用？ （2)戰略決策的制定本身就是個復雜的博弈過程，那么除了董事會本身可能會產生影響，是否還有其他內在機制會對其過程產生作用？ （3)除了企業內部的因素之外，外部環境是否也有對戰略投資決策制定產生作用的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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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問題提出
在充滿技術變革和不穩定的環境之中，企業投資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其本質是資源的流動；反過來，當企業將投資的回報逐漸積累起來之后，又形成了企業所掌控的資源（Dierickx & Cool, 1989 )。另一方面，企業戰略旨在通過資源的合理分配來實現企業利潤的創造和可持續發展（.Talilvand&Kim，2013 )。當兩者相融合時，就形成了企業戰略投資（Strategic investment)這一核心概念。作為戰略決策（Strategic decisions )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戰略投資旨在通過制定以未來為導向的投資決策來實現資源的有效協調和分配，從而維護企業內部的各項平衡，創造企業競爭優勢，確保企業的穩步發展并為股東創造利益（Bushee,1998; Kotha & Nair, 1995; Litov et al., 2011; Maritan, 2001; Sanders & Carpenter,2003 )。企業戰略投資決策的制定這一復雜的過程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約？這就成為了理論和實踐都將關注的重點。研究表明，投資這項復雜的過程是由下至上的，由多個階段組成的，企業不同層級的管理者在此過程當中扮演著不同的，但相互關聯的角色（Bower, 1970;Carter，1971; King 1975 )。我們通常認為，企業的高層管理者，例如CEO,是決策的主要制定者（Hambrick&Mason, 1984 )。然而，正如代理理論所指出的，在企業內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因為利益分歧而導致的不信任，從而產生了兩者間的代理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代理成本問題有待解決（Fam a，1980; Fama & Jensen, 1983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企業資源的積累是一個流動的過程。根據資源依賴理論，企業最終能夠掌控的資源往往依賴于外部環境的供給（Pfeffer&Salancik，1978 )。因而，當企業高管在具體制定戰略投資決策之時，就必須要掌握企業所擁有的或者可獲得的資源的信息，并且獲悉內外部的各類動態信息，不能盲目而行，承擔風險。我們進一步地思考，企業高管作為企業的代理人，由于代理矛盾的存在，必將不被允許獨立來制定這一系列投資決策。那么，企業高管究竟通過怎么樣的渠道來獲取這些資源？依賴于誰獲得準確和及時的信息？又最終如何做到風險的衡量和決策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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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綜述

2.1董事會資本
Hillman和Dalziel在2003年最先提出董事會資本的概念并引入企業戰略管理的研究（Hillman & Dalziel, 2003 )。他們認為董事會在企業中起著兩個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代表股東的利益控制管理層（Monitoring function )和提供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Resource provision function )。其中，董事會的監督功能指的是董事會有責任代表股東來監督執行管理者的行為，這個功能源于備受研究者們關注的代理理論，主要討論的是企業內部委托-代理之間的關系，旨在探討如何實現代理成本的最小化（Fama, 1980; Fama&Jensen, 1983; Jensen & Meckling, 1976; Hitt, Bierman, Shimizu & Kochar, 2007 )基于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的觀點，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是相分離的，而企業本身則恰是兩者以合約形式相關聯的載體。這樣的分離關系即是問題產生之處，正如Bamey和Hesterly ( 1996 )指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利益一定是存在分歧的，委托人無法做到完全無成本地監控代理人的行為；相反，代理人也無法完全無成本地獲得委托人所獲取的信息。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分歧存在，使得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間存在著因為利益分歧所導致的不信任（Dalton, Hitt, Certo &Dalton，2007 )。因此，為代理問題的產生，以及隨之產生的代理成本提供了可能。為了更好地分析并解決這個問題，諸多關于代理理論的研究提出了 一些治理機制，并作用于公司戰略。這些機制包括產權制度、董事會和管理者薪酬制度、管理人才的市場等（Dalton et al.,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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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戰略投資
投資是一項復雜的，由下至上的，由多個階段組成的過程，企業不同層級的管理者在此過程當中扮演者不同的，但相互關聯的角色（Bower, 1970; Carter,1971; King 1975 )。戰略性投資（Strategic investment)是近年來在戰略管理和經濟學研究領域當中都備受關注的一個概念。總結以往與管理學有關的研究，戰略性投資主要是指與企業長遠戰略方向有關的，以未來為導向的投資決策，是戰略決策（Strategic decisions )中一個重要的方面（Bushee, 1998; Kotha & Nair, 1995;Litov et al.，2011; Maritan, 2001; Sanders & Carpenter, 2003 )。在充滿技術變革和不穩定的環境之中，戰略方向的把握以及戰略決策的制訂對組織來說都是不小的挑戰。企業管理者不得不持續地接受來自各方面的挑戰，旨在維護企業的成本和收益之間的平衡，實現企業利潤的創造（Jalilvand & Kim，2013)，也因此企業管理層直接或間接地經受著來自于經濟分析學者對投資者投資行為影響的諸多壓力（Benner & Ranganathan, 2012 )。戰略性投資決策作為戰略決策當中的一個關鍵部分，對確保企業的穩定發展和創造股東利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資本投資（Capital investment)被看作是資源的流動，逐漸積累起來的投資同樣成為了企業的資源（Dierickx & Cool, 1989 )。如何協調、分配這些逐漸積累起來的資源使之得到充分的利用，并為企業提升競爭優勢，是企業戰略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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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27
3.1研究假設........ 27
3.2理論模型的提出........ 35
4 研究設計........ 37
4.1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37
4.1.1數據來源........37
4.1.2樣本企業范圍確定........ 37
4.2變量的定義與測量........ 38
5 實證分析........ 49
5.1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49
5.2回歸分析與假設檢驗........ 54
5.3結果與討論........ 60
5.4穩健性檢驗........ 64

5實證分析

5.1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分析是通過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等統計量對所獲得數據的集中程度和離散趨勢進行描述和說明。本研究在這一部分將對自變量、因變量、調節變量及控制變量的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詳見表5.1和表5.2。標準差的定義為方差的算術平方根，用于反映組內個體間的離散程度。從表5.1中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發現，企業戰略投資、董事會成員平均報酬、企業規模、托賓Q值、企業年限、董事會平均年齡、董事會規模、股權集中度、企業綜合杠桿這幾個變量的標準差較大。因此我們發現，樣本企業為了創造未來收益用于固定資產等方面的購置和更新的支出差異較大；同時，不同企業間董事會成員薪酬差異也較為明顯。托賓Q值作為市值指標用于體現股東獲利能力；數據顯示，各企業間該值的差異也較明顯。企業綜合杠桿用于衡量企業的整體運營狀況，其標準差也反映出樣本企業所承擔的經營風險差異較大。董事會資本寬度和深度的均值分別為1.732和1.126。根據變量的測量方式，董事會資本的寬度值應在0至3之間，董事會深度的值應在0至2之間，值越大則表明董事會資本的異質性越大。從該均值來看，樣本企業的董事會資本寬度異質性更大，即董事會成員的職業、職能及不同行業間的兼任而體現的多樣程度較其在同一行業內的專一程度更高。企業所有權性質均值為0.925，接近于1，說明樣本企業中非公有制企業占比較大。企業平均年限為13.255，從標準差來看，各樣本企業間的年限差異較大。各企業董事會成員的平均年齡均值為49歲，其中年齡最大企業的平均年齡為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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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經研究實證驗證，本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結論：
(1)在中國上市企業背景下，企業董事會資本寬度對企業戰略投資產生正效應；企業董事會資本深度對企業戰略投資同樣產生正效應。
(2)政治不確定性抑制董事會資本寬度與企業戰略投資間的關系。當存在政治不確定性時，董事會資本寬度對企業戰略投資的促進作用越弱。相反，政治不確定性促進董事會資本深度與企業戰略投資間的關系。當企業存在政治不確定性時，董事會資本深度對企業戰略投資的促進關系增強。
(3)董事會平均總薪酬對董事會資本寬度與企業戰略投資間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對董事會資本深度與企業戰略投資間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當董事會平均總薪酬較高時，將抑制董事會資本寬度對企業戰略投資的正效應，相反會促進董事會資本深度與企業戰略投資之間的正效應。
(4)董事會長期股權激勵對董事會資本寬度與企業戰略投資間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對董事會資本深度與企業戰略投資間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當董事會長期股權激勵較高時，將抑制董事會資本寬度對企業戰略投資的正效應，相反會促進董事會資本深度與企業戰略投資之間的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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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