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戰略管理論文，本文利用2000～2023年中國上市公司跨國并購數據研究樣本，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從戰略三角觀的角度深入探討了資源視角（企業創新）、產業視角（行業生命周期）和制度視角（制度距離）對于進行跨國并購的中國上市企業績效的影響效果。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及意義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制造水平的持續提高，在大環境和企業自身發展需求的雙重推動下，作為企業實施國際化戰略的重要路徑，跨境并購在拓展國際業務版圖與獲取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這種資本運作模式不僅推動著企業的地理邊界延伸，更有助于構建全球化戰略思維與運營體系。在經濟持續增長與制度變革的雙重驅動下，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呈現顯著躍升態勢。經濟體制的系統性調整為市場主體拓展跨境投資布局創造了制度空間，在此背景下，"走出去"戰略的深化實施推動企業將國際并購作為全球化布局的戰略通道。從戰略實施路徑來看，國內資源獲取的局限性促使企業通過跨境并購突破技術瓶頸，這種資源躍遷模式在裝備制造、信息技術等領域表現尤為突出。當前跨境并購實踐呈現明顯的質量導向特征，企業戰略重心已從規模擴張轉向價值創造。回溯發展歷程，我國企業跨境并購可劃分為三個演進階段：1982-1991年為探索起步期，1992-2001年為規范發展期，2002年至今進入質量提升期。這種階段性演進特征既反映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化，也映射出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持續增強近幾年，受到新冠疫情的沖擊，企業之間的跨國交易也受到較大的影響，從圖1.1中可以看出，2020—2023年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交易量和交易額較2018年和2019年有著明顯的下降。但從整體數據來看，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交易數量和交易金額仍然處于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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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內容、方法及框架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究法
文獻研究方法通常遵循系統化的分析流程，具體包含以下三個關鍵環節：首先通過系統性檢索獲取相關研究資料，繼而采用篩選評估機制對文獻質量進行分層處理，最后通過歸納整合形成知識體系。該方法的本質在于運用批判性思維對既有研究成果進行深度解析，在此基礎上建立對研究對象的系統性認知框架。這種研究范式既能有效梳理學術發展脈絡，又能為理論創新提供可靠的邏輯支撐。本研究通過系統梳理國內外相關學術文獻，對既有研究成果進行歸納整合與批判性分析，在此基礎上，選取契合研究目標的方法論體系，對影響企業跨境數字并購績效的關鍵因素展開系統性探究，力求揭示其內在作用機理與演化規律。
（二）理論研究法
基于戰略三角觀的理論框架，本研究系統闡釋了制度基礎觀、產業基礎觀及資源基礎觀的核心內涵。通過梳理既有文獻發現，不同理論視角下學者們圍繞跨國并購影響因素展開了多維探討，形成了豐富的研究結論。在此基礎上，研究團隊對各理論的核心邏輯進行深度解構，提煉出不同視角所關注的關鍵影響要素，并結合研究目標進行交叉比對，最終篩選出適用于整合分析框架的核心變量，為構建多維度研究模型奠定理論基礎。
（三）定量研究法
本文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978家公司并購信息，共12579條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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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綜述
第一節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因素研究
跨境并購指某國企業通過股權收購或資產并購方式獲取他國企業控制權的商業行為。由于并購績效受多重影響要素的交互作用，相關研究具有顯著復雜性。雖然目前已有學者整合戰略三角觀的視角來對企業的OFDI（綦建紅，2015）[15]，企業的戰略變革模式選擇（卜令通，2022）[16]等問題進行研究，但針對并購績效影響因素的研究仍存在理論視角單一化的局限，采用戰略三角理論整合分析框架的研究成果尚顯不足。這種理論整合的缺失，制約了對跨境并購價值創造機制的全面認知，也難以有效解釋不同維度要素間的協同作用關系。
最初，為了深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對跨國企業全球化進程的理解，進而輔助企業制定出更具前瞻性和適應性的戰略方案，Peng（2000）提出了戰略三角觀[17]。這個理論突破了單一視角的局限性，通過整合制度、產業、資源三個理論視角的核心邏輯，探究上述三種理論視角如何對企業全球戰略的制定與實施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該理論通過整合企業資源稟賦、產業競爭格局與制度環境差異三個維度，系統解析跨國投資決策的作用機理。通過這三個維度的相互作用分析，能夠更全面地識別企業國際化進程中的優勢要素與潛在風險，為理解不同國家市場間的投資行為差異提供理論支持。這種分析框架的突出特點在于，既關注微觀層面的企業能力儲備，又兼顧中觀產業環境與宏觀制度條件的協同影響，形成多層次的分析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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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跨國并購績效評估研究
一、跨國并購績效評估方法
在評估企業跨國并購績效時，需綜合考量多個維度，包括但不限于企業對于持有資源的配置效率、經營過程中的盈利能力、業務經營與管理成本的降低以及經營與發展風險的減少等，這些方面共同構成了全面評價企業跨國并購績效的框架，有助于企業更準確地判斷并購活動的實際效果，為未來的戰略決策提供參考依據[38]。目前學者對跨國并購績效評估主要運用了事件研究法、會計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是由Ball、Brown等人創立，其核心在于分析事件前后企業的股票收益率的變化情況，從而得到該事件所導致的企業股票價格變動情況，這可以反饋出該事件對于研究樣本股票市場的影響。事件研究法的前提假設是股票市場運行有效，即企業的市場價值能夠客觀反映其績效(茹玉驄和曾輝，2017)[39]。
會計研究法，是基于企業的成本收益數據，構建財務指標體系，從而客觀評價企業的經營績效。通過衡量和比較并購前后企業內在價值的變動情況，為決策者提供有力的財務績效分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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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19
第一節理論分析..................................19
第二節研究假說.........................20
第四章實證設計.................................24
第一節數據來源.........................................24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處理..........................24
二、被解釋變量.........................24
第五章中國上市企業跨國數字并購績效影響因素實證分析...........30
第一節描述性統計.................................30
第二節相關性分析與共線性分析...........................31
第五章中國上市企業跨國數字并購績效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第一節描述性統計
在本研究的分析流程中，首先開展的是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工作。該分析聚焦于樣本量、標準差、均值、最小值及最大值等核心統計指標，通過系統性的數據特征刻畫，為后續研究提供基礎數據支撐。經前文所述樣本篩選與數據處理后，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呈現于表5.1，為研究假設的驗證與模型分析奠定量化基礎。

戰略管理論文參考

從表中觀察到，本文選取了12574件樣本數做研究。樣本期間內，我國進行海外并購的企業ROA的平均值為0.042，最小值為-0.375，最大值為0.254，標準差為0.068，表明在樣本期內的中國進行跨國并購的上市企業績效水平差異較小，反映了這些企業在盈利能力、資產回報率等方面的差異性。從第一個核心解釋變量來看，企業創新（Innovation）的平均值為1.688，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8.758，標準差為1.75，表明樣本期內的中國進行跨國并購的上市企業創新水平和能力差異較大，這些差異可能受到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成立年限、東道國的商業自由水平等的影響。從第二個核心解釋變量來看，行業生命周期（Lifecycle）的平均值為0.64，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標準差為0.48，表明樣本期內的中國進行跨國并購的上市企業所處行業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的數量偏多。從第三個核心解釋變量來看，制度距離（InstDiff1）的平均值為3.865，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5.993，標準差為1.049，表明樣本期內的中國與東道國的制度距離有較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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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
基于2000～2023年中國上市公司跨國并購數據研究樣本，本文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得到了如下的研究結論：
第一，資源、產業、制度這三者從微觀、中觀、宏觀層面影響著企業跨國并購的績效。在資源層面，企業所具有的吸收新技術的能力，是影響到并購績效實現的重要的無形資源，企業支付時使用的現金或股票等則象征著企業所擁有的有形資源。不同資源的組合將導致不同水平的并購最終績效。其次，中國上市企業的跨國并購受到所處行業的影響，不同行業的發展前景不同，在并購之后所能產生的收益不同，最終實現的企業績效也不同，應當從行業層面考慮到不同行業的企業實現并購最終績效的差異。在制度層面，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制度差異可能涉及法律法規、會計準則、稅收政策等多個方面，如果并購企業對這些差異了解不足或者應對不當，就可能面臨各種政策風險，商業活動就難以展開，也就難以實現有效率的經營，最終影響并購績效。因此通過以制度為基礎的視角，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這些制度差異如何影響并購過程以及最終績效的實現。
第二，數字并購在緩解跨境經營中的制度摩擦方面具有獨特價值，其作用機制源于數字技術對傳統制度約束的突破能力。但需注意的是，全球數字基建水平差異形成的技術代溝仍客觀存在，這使得與之相關的設備投資與技術合作持續保持必要性與活躍度。數字技術的應用雖能部分消解制度差異帶來的運營阻力，但無法徹底彌合各國在治理體系、文化傳統及社會結構等深層次差異，這導致數字經濟特有的規模優勢、協同效應與網絡價值難以完全釋放。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