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本文對不同類型企業的政策效應進行異質性檢驗發現，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海外業務規模擴張效應與企業類型、產權性質等因素密切相關。因此，對碳排放權交易的政策效果的研究需要考慮地區、行業、結構等因素，進一步進行綜合分析。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及意義
一、研究背景
國際貿易及國際資本流動是各國間經濟聯系的通橋，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加入WTO之后，為適應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我國海外業務規模不斷擴張，企業“走出去”成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海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規模都迅速增長。202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1631.2億美元，居全球第二位；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2.75萬億美元，位列全球前三。投資領域涵蓋了國民經濟的18個行業大類，在租賃、商務服務及制造領域的投資超百億，境外企業覆蓋全球超過80%的國家和地區。出口規模更是穩步提升，2023年我國出口額達23.77萬億元，同比增長0.6%，實現逆勢增長。企業海外業務發展為國家經濟發展帶來推動力，國內優勢產業的轉移為國內中小企業發展帶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緩解資源約束，同時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
隨著“溫室效應”日益嚴重，國際碳減排機制也不斷升級，2023年歐盟宣布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進入試運行階段，預計2035年后將完全取消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ETS）以及CBAM覆蓋的高碳產品的免費碳配額。這對出口產品提出了更為嚴苛的減排要求，提升了企業出口成本及海外業務擴張的門檻。
二氧化碳濃度的持續攀升使得碳排放問題成為全球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作為主要碳排放國之一，我國碳排放量于2006年超越美國居于世界首位并持續至今。粗放型的經濟模式帶來了巨大的污染，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物之間的潛在矛盾威脅到人類社會的發展，控制排放成為環境治理的最基本方面。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完善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調控，重點控制化石能源消費，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進入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結構轉型的階段，處在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綠色低碳經濟是轉型的重要方向。如何協同推進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是亟需突破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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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思路、內容及方法
一、研究思路
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作為一種環境規制工具，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實際應用中，被證實為一種高效的環境控制策略。以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EU-ETS）為代表的總量控制與交易模式，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實施過程中也顯現出若干問題，對EU-ETS的深入研究對該體系的完善和優化具有積極影響。鑒于此，對中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進行多角度的評估顯得尤為重要。這包括從環境規制、綠色經濟發展以及經濟效應等多個維度，基于實證數據，客觀分析中國碳交易試點政策的效果。這種基于事實的評估方法，將為中國全國范圍內碳交易體系的構建與完善提供科學的決策支持。
我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將減排目標作為設定試點區域和行業配額分配的重要依據，與碳交易市場建設同步推進，從而為在微觀企業層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由于試點從2011年開始規劃設立，不同省份的交易市場分不同時點上線，且2021年正式上線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因此為對比研究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的政策效應，本文選取2003—2020年時間范圍內不同地區的上市公司面板數據進行研究。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為本文提供了一個能夠克服內生性的準自然實驗場景，因此選用雙重差分模型來分析該試點政策對于企業海外業務規模擴張的影響，并從創新效應及利潤效應的視角探究影響機制的中介效應。引入融資約束視角，來衡量融資約束強度在這一影響過程中的調節效應，從而進一步分析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制度對企業投資決策及海外業務發展的影響機制。同時考慮到企業的差異性，本文依據企業產權性質、所處行業的不同及生產效率的差異進行了異質性分析。出于對政策影響的穩健性因素考慮，進行了平行趨勢檢驗、安慰劑檢驗與傾向得分匹配的處理，并基于分析結果，結合經濟環境與國際形勢，對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如何進一步促進企業海外業務的發展提出政策建議，為后續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論依據及決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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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綜述
第一節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實施效果研究
一、碳排放權交易的研究
碳排放交易制度（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CETS）是一種以政府規定的碳排放總量上限為基礎的環境經濟政策工具。鄭鵬程等（2023）研究發現碳排放權交易機制通過價格信號引導企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高了減排的靈活性，同時有助于降低整體的減排成本。國家通過立法確立碳交易機制，確保了其實施的合法性和強制性，同時依靠市場力量來驅動減排技術的發展和應用。
在碳交易機制起源層面，20世紀2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以征收污染稅的方式將排污成本進行內化。隨后，Coase（1960）提出的產權理論為通過市場機制解決外部性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該理論強調，通過明確產權界定，并允許權利在個體間自由交易，可以有效地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在此理論基礎上，Dales（1968）進一步發展了排污權交易的理論框架，提出在滿足特定法律和環境標準的前提下，排污權的持有者可以基于市場供需關系自主決定排污權的買賣與轉讓，從而形成了一種市場化的環境管理工具。自《京都議定書》確立了國際碳交易市場的國際排放貿易機制、聯合履約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三個統一機制后，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在各國不斷建立并快速發展。劉慧、唐?。?014）結合地區與交易性質將全球碳市場分為歐盟排放貿易體系、清潔發展機制、區域溫室氣體減排行動、自愿碳交易市場和新西蘭排放交易體系這五個主要的碳市場。王碩等（2021）研究發現，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各主權國家、國際組織圍繞碳交易所設置機制的密度正快速上升，在復雜的碳交易安排中挑選機制成為各類行為體在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過程中所關注的中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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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企業海外業務發展影響因素研究
一、企業出海活動決策動因研究跨國公司理論指出企業出?；顒拥钠鹪词怯捎趪鴥仁袌龅男枨蟛蛔慵安煌耆偁幍纫蛩?，通過對外投資擴張維持壟斷優勢地位。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指出在企業兼具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及東道國區位優勢時，擴大海外業務規模是企業發展的優選路徑。楊立強等（2018）研究發現跨國并購及海外資本運營是跨國公司快速崛起的重要手段，白濤等（2013）研究發現出海行為能夠幫助企業從海外獲得低成本的資源投入，開拓海外市場，從而積累國際經驗，提升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綜合來看，決策與成本是影響企業出海業務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決策層面，魏江等（2016）研究發現，跨國公司拓展海外業務是一個擴散和采用組織實踐的過程，跨國公司通過其海外子公司的經營活動，能夠更有效地整合和運用國際資源，是其持續增長和擴展全球市場影響力的核心機制。從而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提升其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綜合成本與生產規模因素，高層管理人員是企業決策的重要參與者，其對于風險的選擇與承受能力對企業行為決策有著重要影響。崔廣慧（2019）研究發現部分高管對創新決策的失敗風險容忍度較低，且迫于業績壓力，對投資周期較長，風險較大的項目多采取規避的態度。Nell（2015）研究發現“制度雙元”也是企業進行出海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跨國公司的海外分支機構，作為集團全球網絡的一部分，其運營不僅受到東道國的制度框架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母公司內部制度環境的制約。制度雙元挑戰對其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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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與企業海外業務發展概述 ........................ 18
第一節 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發展現狀 ....................... 18
一、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基本內容 .................... 18
二、碳排放權的配額分配原則 ............................ 19
第四章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說 ...................... 29
第一節 理論基礎 ............................... 29
一、新新貿易理論 ..................................... 29
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 30
第五章 實證分析 ................... 37
第一節 研究設計 ....................... 37
一、數據說明 .................................. 37
二、模型設定 ........................................... 37
第五章實證分析
第一節研究設計
一、數據說明
一般采用海外業務收入來衡量企業國際化業務發展水平，海外業務收入的增加是體現企業海外業務擴張、國際化廣度，出口業務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本文研究選用了2003—2020年中國2523個上市企業的海外業務收入數據作為被解釋變量，根據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城市構建虛擬變量作為核心解釋變量，選取對應企業層面的經濟數據作為控制變量。并對數據做如下處理：（1）剔除銀行、保險等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樣本（2）剔除當年被ST或*ST的公司樣本。本文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包含我國上市公司海外關聯公司數據庫等，企業層面控制變量數據也來自CSMAR數據庫，核心解釋變量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變量構建通過國家發改委文件及公開數據整理得到。
二、模型設定
多數學者傾向于采用雙重差分法（DID）來評估政策的效果，將政策沖擊視為能夠克服內生性的準自然實驗場景，通過對比分析“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政策沖擊下的差異，從而判斷政策實施帶來的效果。本文旨在研究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對企業海外業務發展的影響效應。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了《關于開展排放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以創建碳交易市場。選取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慶、廣東和深圳七個地區作為首批政策試點、2016年選取福建省作為第二批政策試點，因此將試點城市設置為“實驗組”，將其余城市設置為“對照組”，通過利用雙差分方法可以排除實驗組和控制組之間的“試驗之前差別”，從而確定在執行之前兩個區域的除政策因素之外的效應差別，并將其結果進行對比，從而得到一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的城市效應。

國際貿易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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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及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
本文以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實施作為政策沖擊構造準自然實驗，采用雙重差分法模型全面評估了環境規制對中國企業海外業務規模擴張的影響及傳導機制并得到了如下結論：
第一，通過機理分析發現，碳排放權交易機制對企業海外業務規模擴張的影響可能具有多重性；一是碳排放權的海外業務規模擴張效應可能受到“污染避難所假說”的影響即由于環境規制的增強，導致利潤率的下降，國內企業可能會向環境規制寬松的國家轉移生產，從而擴大海外業務規模的擴張。二是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可能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從而降低環境規制的遵循成本，提升企業生產率，提升在國際市場中的產品競爭力，促進企業海外業務的發展。但企業決策同樣可能因為綠色投資周期長及回報存在較強不確定性等因素而使得政策創新效應并不顯著。
第二，根據機理分析提出的假說，對其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碳排放權交易顯著提升了企業海外業務規模擴張。對其影響路徑構建中介效應檢驗發現，碳交易機制的創新效應并不顯著，但環境規制顯著降低了企業生產的利潤率，從而導致企業國內生產積極性減弱，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企業海外業務規模的擴張。
第三，通過對企業類型進行異質性實證研究發現，環境規制政策對不同類型企業的海外擴張效應存在顯著差異。根據產權異質性分類回歸發現，碳交易機制對非國有企業的擴張效應更為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國有企業面對較為嚴格的投資審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海外規模的擴張。在對企業污染程度類型進行分類回歸發行，與中度、輕度污染行業企業相比，重度污染行業企業海外擴張決策對環境規制更加敏感。這可能是因為對傳統高污染企業而言存在較高的“遵循成本”，且高污染企業多為重工業，固定成本較大，而中低污染企業可能會在環境規制下獲得更多的創新及出口補貼，形成對生產成本的補償，促進了企業海外業務規模擴張。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