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創業管理論文，本文選擇的變量都是組織層面的因素，數字化領導力僅僅是影響數字化轉型的單一因素，后續研究中還可引入團隊心理模式、團隊心理安全感、認知能力等變量來觀察如何更好的推進數字化轉型，深入挖掘其他可能路徑。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
產業數字化進程的深度融合發展促進數字技術在市場經濟各個領域、各個鏈條及各個環節的滲透，特別是在新一代互聯網信息技術普及應用上，如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從2012年至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11萬億元增長到超50萬億元，數字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21.6%提升至41.5%，到2025年，中國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將提升至50%以上。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更加穩固、支撐作用更加明顯，成為中國穩增長促轉型的重要引擎。數字化轉型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幫助企業實現“彎道超車”的重要工具。
機遇與挑戰并存，盡管已有部分企業在數字技術探索與應用中取得了成效，但根據埃森哲發布的《2023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顯示，只有2%的中國企業正在進行全面、持續的數字化轉型,以推動長期、可持續的增長。由此可見，我國還有多數企業并未完成數字化轉型，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具體路徑尚未清晰，很多企業依然面臨著“不敢轉”、不會轉”的問題。其影響因素可能有：一方面是環境不確定性成為企業經營不可忽視的因素，技術的快速迭代影響企業要不斷將新技術應用在生產經營中，市場的快速變化，導致企業需要迅速對市場發展方向做出判斷，創新出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另一方面，部分領導者的數字化思維不清晰，對于戰略規劃以及底層邏輯有錯誤認知，企業數字化根本性變革一定要自上而下推動，數字化轉型先要刷新企業領導者的認知，明確數字化的目標和意義，做到上下同欲，上下同心，并輔以激勵和組織配套機制，保障工作落地。

創業管理論文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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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與意義
1.2.1 研究目的
本文基于資源編排理論，通過探討數字化領導力與數字化轉型之間的關系，以及創新驅動在其中發揮的中介作用與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以期達到以下三個目的：
第一，系統梳理領導力理論、資源基礎理論、資源編排理論、數字化領導力、數字化轉型、創新驅動、環境不確定性的相關文獻，深入探討數字化領導力對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并進一步揭示數字化領導力對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機制，探討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擴展數字化領導力影響數字化轉型的邊界條件，驗證環境不確定性是否能加強數字化領導力引領創新驅動和推進數字化轉型，并且探究環境不確定性是否能加強創新驅動推動數字化轉型的積極作用，對變量進行理論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設。
第二，利用微觀調查數據，實證檢驗數字化領導力對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以及創新驅動的中介作用和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
第三，基于以上研究結論，為企業更好的實現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理論指導與實踐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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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
2.1概念界定
2.1.1數字化領導力
（1）數字化領導力的概念及內涵
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當下，新的數字技術、新的交互場景、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業務流程，都促使企業管理者具備更強的推動變革和加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能力，因而管理者的數字化領導力（Digital Leadership）顯得尤為重要(李燕萍和苗力,2020)[8]。數字領導力的概念在近幾年間隨數字化而興起，目前理論界對數字化領導力的概念界定尚缺乏統一的認識(門理想,2020)[9]。相關研究包括：El Sawy等(2016)[10]認為數字化領導力是領導者為實現數字化戰略而采取恰當行動的能力，這對領導者的概念技能是極大的挑戰，要求領導者對于商業模式、變革管理、數字化新技能、文化建設、同員工共情等方面有獨特的思考方式和策略。領導者必須深入理解這些要素，并針對性地制定和執行相關決策，以確保數字化轉型的順利進行和最終成功。林光明(2019)[11]將數字化領導力定義為一種新型領導力范式，它體現在企業管理者需要先明確組織戰略目標，并賦權于各相關方確保其能參與到戰略規劃制定的每一環節。簡而言之，數字化領導者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結合實際調配資源，發展適應組織的能力(Artüz和Bayraktar,2021)[12]。本文借鑒我國學者張志鑫和鄭曉明(2023)[13]對數字化領導力的定義，將數字化領導力定義為“領導者運用一系列數字資源影響組織成員的態度、情感和行為的能力，旨在推動組織數字化轉型以及應對數字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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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論基礎
2.2.1領導力相關理論
領導力作為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根植于社會心理學的土壤，隨著時間演進，這一理論的影響力逐漸擴散至多個學科領域，顯示出其強大的跨學科應用價值。傳統的領導力研究在持續深化的過程中，其研究焦點亦在不斷地轉變，形成了多個具有獨特視角的研究分支。
一是領導力心理-特質論。該理論聚焦于領導者所展現出的獨特品質，認為一名領導者具備自信、正直、遠見、強大的工作能力等特質，就能從群體中脫穎而出成為杰出的領導者(Kirkpatick和Locke,1991)[118]。更進一步，特質不僅作為評判管理者領導力的標準，更重要的是識別潛在的領導者，開發優勢人才，幫助組織發展(Smith和Foti,1998)[119]。在此基礎上，House(1977)[120]提出魅力型領導理論，是一種強調自信、遠見、信任、激勵、創新和變革的領導方式，能夠激發下屬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推動組織的持續發展和進步。Gini(2004)[121]提出的倫理領導理論是一種注重倫理道德、通過自身示范和雙向溝通來影響員工和組織決策的領導方式。Avolio等(2004)[122]提出真誠型領導理論，領導者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尊重與支持下屬，能增強員工的組織認同感。
二是領導力行為理論。特質是一種穩定的、習慣化的行為反應，如果從冰山理論來說，那是潛在冰山之下的內隱內容，很難觀察和評估。那么如果從行為角度來評價領導力，是否會更容易觀察。因而，學者們不滿足于當前對領導者特質的探索，轉而從領導者行為的視角去觀察他們。Lewin等(1939)[123]提出了領導力行為理論，認為領導行為的基礎是領導特征和技巧，領導風格是領導者特質、技巧及和下屬溝通時行為的統一體，并將領導者的行為風格劃分為民主型、專制型和放任型三種。領導力行為理論的核心觀點是，重視領導行為、方式的研究，注重考察領導過程中的具體行為對員工的影響，目標是找到最佳的領導行為和領導風格，提高對各種領導行為的預見性和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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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設研究與模型構建 ................................ 26
3.1 數字化領導力與數字化轉型 .................... 26
3.2 創新驅動的中介作用 ................................ 26
3.3 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 ............................ 28
4 實證分析 .................................... 30
4.1 變量的測量 ....................................... 30
4.1.1 數字化領導力(DL) ................................. 30
4.1.2 創新驅動(ID) ............................. 30 
5 結論與討論.................................. 46
5.1 研究結論 .............................. 46
5.2 理論貢獻 ............................ 46
5.3 管理啟示 ........................... 47
4 實證分析
4.1 變量的測量
本研究中核心變量數字化領導力、創新驅動、數字化轉型、環境不確定性的測量量表均選自國內外有關研究的成熟量表，為使國外測量量表能更好應用在中國的研究情境下，本研究特地邀請了兩位組織行為學的博士按照“翻譯-回譯”程序將量表譯為中文，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評分法。其中，1=很不符合；2=不符合；3= 一般；4=符合；5=很符合。
4.1.1數字化領導力(DL)
采用張志鑫和鄭曉明(2023) [13]所開發的量表，包含數字思維變革能力、數字資源建設能力、數字倫理共情能力、數字認知踐行能力4個維度，共18個題項，例如：“我的領導具有數字化轉型意識或變革意識”。量表中題項的得分反應管理者的數字化領導能力，得分越高，就意味著管理者的數字化領導能力越強。
4.1.2創新驅動(ID) 
采用徐可(2018)[23]等開發、呂潮林等(2023)[31]修訂的量表，涉及創意產生(IG)、創意轉化(IC)和創新輸出(IO)3個維度，共9個題項，三個維度的典型題項代表分別為“貴公司通過建立鼓勵員工提出新的數字化理念和新的數字化想法的企業文化,來激發員工產生新的數字化創意”“貴公司可以對新的數字化產品(服務)的研發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支持”“貴公司對新的數字化產品(服務)擁有完善的營銷策略和推廣方案”，問項得分與創新驅動呈現正向關系，即得分越高組織的。量表中題項的得分反應企業開展創新驅動的程度，得分越高，就意味著企業開展創新驅動的程度越高。

創業管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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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討論
5.1 研究結論
通過本研究的前四個章節，梳理了相關理論，研究假設得到了驗證，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在借鑒和梳理國內外研究現狀并結合中國文化情境的基礎上，使用成熟的數字化領導力、創新驅動、數字化轉型、市場不確定性以及技術不確定性五個量表向多家實施數字化轉型企業的管理者和員工發放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一手數據。收集的數據利用SPSS26.0、AMOS26.0統計分析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結果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變量之間通過了相關性檢驗，對假設進行初步的檢驗。
第二，通過研究假設和模型構建以及對數據分析處理的結果表明：數字化領導力與數字化轉型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創新驅動在數字化領導力與數字化轉型之間起中介作用；數字化領導力與創新驅動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創新驅動與數字化轉型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市場不確定性會提升數字化領導力對創新驅動的促進作用；技術不確定性會提升數字化領導力對創新驅動的促進作用；技術不確定性會提升創新驅動對數字化轉型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