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本文從國際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影響因素出發，通過查閱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結合現實國際上不同國家應對國外資本流入突發情況的對策，研究金融危機后在全球被廣泛使用的宏觀審慎政策對國際資本流動突然中斷的影響。
1緒論
1.1選題背景
堅持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開放是我國發展的關鍵一招，也是通往繁榮的必由之路。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賬戶開放的有序推進，外資流入國內資本市場的規模明顯增加，中國逐漸成為吸引國際資本的投資高地。近十年來中國吸收外資全球占比已提升到11.4%，2017年至2021年中國連續四年吸引外資總額位居全球第二，且2021年中國吸收外資再創歷史新高。然而，國際資本流動一直是一把“雙刃劍”，資本流入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推動力，但是資本流入波動特別是資本流入突然中斷會嚴重影響我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
資本流入突然中斷指國外投資者對被投資國預期悲觀，迅速轉移其投資到其他經濟穩定的國家，導致資本輸入國資本流入突然大量地減少的經濟現象。該流動方式會對一國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沖擊，導致國內生產和居民消費大量急劇縮減，國內經濟增長受到制約（李芳等，2018），甚至可能引發資本流動突然中斷型金融危機（Kaminsky，2006）。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全球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發生率猛增到78%，大多數國家緊縮開支，世界經濟增速顯著放緩；2015年美聯儲宣布加息，當年中國資本項外資流出同比增加77%，造成人民幣累計貶值4%，國內發展受到嚴重沖擊；類似的，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流向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國外資本出現突然中斷，金融市場出現有史以來資本流入的最大減幅，全球股票市場多次熔斷，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經濟萎縮甚至超過08年金融危機。因此針對如何減少資本流入突然中斷這一問題的研究，對我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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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獻綜述
1.2.1資本流入突然中斷文獻綜述
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概念最早由Calvo（1998）發展形成體系，被定義為凈資本流入的極端放緩。之后十余年，國際上關于極端資本流動的研究都是基于凈資本流入構建模型進行分析。Forbes和Warnock在其2012年的研究中提出，使用國際凈資本流動衡量極端資本流動事件已不適用于當今各國國內外投資者各自投資總流量的規模和波動性增加的現實情況。由此，Forbes和Warnock分別用國內、國外投資者的總資本流入和流出定義極端資本流動事件。其中，資本流入突然中斷被定義為國外投資者對國內投資的大量急劇減少，甚至轉為負投資的情況。
關于資本流入突然中斷影響因素的研究，以往的文章已對其做了大量的分析。總結文獻觀點，影響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因素分為內外部兩方面，目前國內外研究者對外部因素的研究更加廣泛和深入，對內部因素的研究則較少。具體來看，外部因素又分為國內推動因素和國外拉動因素。國外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全球風險、地區接觸、美元周期性波動、國際利率等（Aysun et al.，2011；彭星等，2019；楊海珍等，2021；Goldberg et al.，2019；Li et al.，2018）。全球風險、地區接觸這類國際因素會顯著加大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發生，但在后危機時代，這類國際因素對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影響有所減弱（Forbes and Warnock，2020）。關于國內因素的研究可以從宏觀經濟面和金融制度面進行總結。國內經濟面因素主要包括國內經濟增長、經常賬戶開放、資本管制、外匯債務等（Catao，2007；Cavallo and Frankel，2008；鄭璇，2013；萬超等，2014；錢文玉，2016；Devereux et al.，2019；Davis et al.，2023），一般來說，國內經濟發展放緩、經常賬戶赤字、資本管制寬松的國家更容易發生資本流入突然中斷。金融制度面主要包括金融開放程度、金融脆弱性等因素（Okada，2012；Calderon et al.，2013；田存志等，2015），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其金融基礎薄弱，不恰當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過度的金融閉塞都會增加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可能（Caballero，2004；Chau H.A.，2016）。當然，影響一國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外部因素還有很多，例如國際金融周期（鄭璇，2014；梁鍶和杜思雨，2020）等，在這不一一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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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本流入突然中斷、資本流入結構與宏觀審慎政策
2.1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發生率分析
本小結將研究樣本范圍內1996年至2021年每季度發生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國家占比的變化。首先，通過觀察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發生率，初步了解全球發生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情況。其次，通過分析引起總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發生的原因，了解影響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現實事件。最后，通過添加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樣本作為對比，分析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發生率差異，進一步研究資本流入突然中斷受不同經濟水平的影響。具體變化趨勢如圖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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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2-1，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發生的波動性很強，例如2004年第四季度幾乎沒有國家發生資本流入突然中斷，而2008年遭遇資本突然中斷的國家卻將近80%。對比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突然中斷發生率，危機后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發生率波動性有所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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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資本流入結構變化分析
上一節我們已經分析了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發生率的變化趨勢，接下來本小節將研究外資流入結構的變化，本小結同樣也添加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變化情況作為對比。
根據全樣本資本流入結構變化，直接投資占比和銀行投資占比呈現顯著的反向變化，并且在25年時間里，兩者變化幅度都較大。2000年之前外國直接投資占比較低，未達到20%，而銀行投資占比遠超過40%。到2010年，直接投資占比超過了30%，之后5年里基本沒有變化。這可能是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處于經濟恢復階段。銀行投資占比在2008年前后下降到接近30%，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危機爆發階段，全球銀行投資占比有一個階段性的上升。直到2021年，直接投資占比已接近40%，銀行投資占比下降到25%。證券投資占比變化有所不同，具體來看，全樣本證券投資占比在1996-2010年階段變化較明顯，從40%下降到30%，之后一直穩定在35%左右。
接下來分析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異同。根據資本流入結構趨勢線，新興經濟體的資本結構變化幅度更加劇烈。在樣本時間內，新興經濟體直接投資占比從15%以下上升到接近50%，上升幅度超過30%，發達經濟體從20%以下上升到30%，上升幅度接近15%；新興經濟體銀行投資占比從60%下降到接近20%，下降幅度接近40%，發達經濟體從40%下降到30%，下降幅度為10%。通過觀察具體的結構率，新興經濟體的國外直接投資占比率顯著大于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國內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首要因素。近年來，新興經濟體銀行投資占比已低于發達經濟體，但兩者差值并不大。根據證券投資占比趨勢圖，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各自結構率不明顯，但發達經濟體結構率高于新興經濟體，這與發達國家更加成熟穩定的股票和債券市場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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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論分析 .......................... 19
3.1 資本流入突然中斷與資本流入結構 ........................... 19
3.2 資本流入結構與宏觀審慎政策 .................................. 20
3.3 資本流入突然中斷與宏觀審慎政策的直接與間接效應 ............22
4 模型與數據.......................... 24
4.1 模型設計 ....................................... 24
4.2 樣本與數據說明 ........................................ 24
5 實證結果分析 .............................. 28
5.1 主要回歸結果分析 ............................ 28
5.2 穩健性檢驗 ........................................ 30 
6機制分析：中介效應與交互效應
6.1機制分析簡述
在前文中，我們已經通過理論和實證分析了宏觀審慎政策和資本流入突然中斷、宏觀審慎政策和資本流入結構、資本流入結構和資本流入突然中斷之間的關系。宏觀審慎政策影響資本流入突然中斷存在三種可能的路徑：直接效應、通過資本流入結構產生的中介效應、與資本流入結構之間的交互效應。
首先，由于宏觀審慎政策可以提高銀行系統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從而減少外部沖擊對境外投資者信心的影響，并因此直接降低資本流入中斷發生的概率。其次，第5章的實證結果表明，資本流入結構與資本流入中斷之間以及宏觀審慎政策與資本流入結構之間均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因此，資本流入結構可能成為宏觀審慎政策與資本流入中斷之間的中介，這意味著宏觀審慎政策可以通過調節資本流入結構降低資本流入中斷的概率。最后，宏觀審慎政策主要是針對銀行借貸行為進行限制，因此銀行流入占比越高的國家，宏觀審慎政策起到的作用可能越大。這意味著宏觀審慎政策和資本流入結構之間可能存在交互效應。

國際金融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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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論及建議
7.1研究結論
本文從國際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影響因素出發，通過查閱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結合現實國際上不同國家應對國外資本流入突發情況的對策，研究金融危機后在全球被廣泛使用的宏觀審慎政策對國際資本流動突然中斷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宏觀審慎政策影響國際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直接影響，本文認為，外資進入的方式和途徑的不同，使不同的國外投資資本穩定性差異很大，由此引起的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發生率也大不相同。基于此，本文將宏觀審慎政策、資本流入結構以及總資本流入突然中斷聯系起來，構建cloglog模型以及固定效應模型，搜集46個國家2000年至2021年季度數據，實證研究宏觀審慎政策對資本流入結構以及資本突然中斷的影響，并且分析不同資本流入類型對總資本流入突然中不斷的影響。為保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從國家層面將樣本分為不同發展水平、不同資本賬戶開放度、不同金融發展程度，從宏觀審慎政策層面分為貨幣類政策、信貸供求類政策進行穩健性檢驗；最后，通過中介效應和交互效應的機制分析檢驗，所得結果均與主要結果一致。本文主要結論如下：
（1）宏觀審慎政策能夠有效抑制總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發生。這種影響在不同審慎政策間存在差異：信貸供給類政策對減少總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效果更加顯著，信貸需求類政策影響較小；非外匯類政策的效果相對于外匯類政策更加顯著。此外，發展程度越高、資本賬戶開放程度越高或者金融發展程度越高的國家，通過實施宏觀審慎政策減少總資本流入突然中斷更有效。（2）資本流入結構在宏觀審慎政策與資本流入突然中斷中間起到了中介作用。根據本文分析，資本流入結構中的外資銀行投資占比是宏觀審慎政策間接作用于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主要中介變量。更嚴格的宏觀審慎政策通過降低銀行投資占比，進而抑制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發生。這種影響具有異質性，即在發達經濟體、資本賬戶開放程度低或金融發展程度高的國家中表現的更加明顯。（3）宏觀審慎政策通過資本流入結構的中介效應在總效應中的占比為37.5%。也就是說，宏觀審慎政策影響資本流入突然中斷的主要路徑仍然是直接效應，但是通過影響資本流入結構的間接影響占比達到了37.5%，這也說明了資本流入結構作為中介變量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