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本文測度的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綜合得分，為中國提升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水平提供了政策方向。
第1章緒論
1.1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研究背景
我國在2000年正式提出了“走出去”戰略，自該戰略提出以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開始快速增長，根據商務部公布的歷年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看，截止到202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由2002年的0.03萬億美元上漲到2020年的2.58萬億美元，在全球排名中由25上升到排名第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由2002年的27億美元上漲到2020年的1537.1億美元，在全球排名中由第26名上升到第1名，這同時也是我國首次排名第一。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我國對外投資經驗也越來越豐富，目前我國雖然已經成為了對外投資大國，但還不是對外投資強國。因此，如何加快我國由對外投資大國向對外投資強國轉變成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課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上指出，要本著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以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為目標，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此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思想不僅成為了社會公眾討論的熱門話題，還為我國由對外投資大國向對外投資強國轉變指引了方向。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也要發生相應的轉變，即要由過去追求對外投資規模增長轉向追求對外直接投資高質量發展，這對實現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實現我國向對外投資強國轉變至關重要。
在與我國有經貿往來的國家中，東南亞國家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東南亞國家的地理位置優越，與我國地理位置相近；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不僅擁有豐裕的自然資源，還擁有充足的勞動力資源。這些優勢吸引了大量的中國投資者前往東南亞進行投資，東南亞國家已經成為了中國投資者眼中的投資“熱土”。但該如何實現我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向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轉變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基于此，本文從影響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因素的角度入手研究，并根據影響因素的研究結果提出針對性的對策建議，以期實現我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向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轉變。因此，深入研究我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既具有理論意義，又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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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獻綜述
1.2.1關于高質量OFDI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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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高質量OFDI的研究，一部分學者圍繞著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策略等方面進行展開。比如，劉洪槐（2020）通過探討21世紀以來中國OFDI的發展歷程，認為中國OFDI將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因此對外投資企業不僅需要明確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定位，還需要充分發揮海外經濟園區的作用，因地制宜地推動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對外直接投資高質量發展[1]。張曉濤、劉笑萍和劉億（2020）認為當前的金融支持體系不能滿足高質量海外投資需求，需要建立與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相匹配的金融支持體系，補足短板，拓寬對外直接投資融資渠道[2]。馬忠民和蔣文靜（2021）認為高質量OFDI對于實現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為實現國內對外投資企業高質量OFDI，對外投資企業應加強其自身經營管理能力、完善融資體系，提高對外投資企業融資能力，實現中國與東道國雙方的互利共贏[3]。咼小明、王晰和黃森（2021）根據我國對亞洲各國直接投資數據，分析發現中國對亞洲OFDI存在投資相對集中、投資方式不平衡的問題，為提升中國在亞洲整體的OFDI質量，可以借鑒中國在亞洲投資時對東盟國投資的案例[4]。范鵬輝、張威和崔衛杰（2020）認為高質量OFDI是新時期推動我國從對外投資大國向投資強國邁進的重要路徑，并提出針對頂層設計、投資主體、投資結構等方面來謀劃對外直接投資高質量發展的主要路徑[5]。溫凱（2023）通過分析對OFDI規模、區域以及行業等方面的分析，發現中國OFDI存在投資區域、行業集中，服務不到位的問題，這些問題制約著中國開展高質量OFDI[6]。
除此之外，還有部分學者從構建相應指標評價體系的角度進行了深入探討，但由于學者們的研究角度不同，構建的指標評價體系也有所不同。比如，Kumar（2002）最早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從給國家帶來收益或者正外部性、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組織管理能力以及技術研發水平等四個方面構建了一個FDI質量的衡量體系，并認為只有這樣的OFDI，才是東道國所需要的OFDI[7]。Kumar（2005）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又將組織技巧和技術與凈資本形成的效應也一并納入到衡量FDI質量的指標體系中[8]。而Buckley etal（2004）則是從投資項目的規模、投資的產業結構變化以及產業關聯等方面構建指標評價體系，并分析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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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理論基礎
2.1相關概念界定
2.1.1對外直接投資
對外直接投資的英文名稱是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OFDI。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主動參與國際分工、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及時掌握外部信息的積極舉措。根據我國商務部和國家統計局聯合公布的《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我國將對外直接投資定義為：中國境內企業以現金、實物、無形資產等方式在外國和港澳臺地區設立、購買外國企業，并以控制該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的經濟活動。一般表現為，投資者在國外直接設立工廠，創辦分店，或者收購當地的原有企業，或者與當地政府、團體、私人企業合作，從而獲得各種直接經營企業的權利。
2.1.2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
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我國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的概念。在此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參與國際分工的一種形式，也需要轉變相應的思路，由過去追求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增長轉向追求高質量發展，加快從對外投資大國向對外投資強國轉變。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將高質量發展這個概念同共建“一帶一路”聯系在一起，指出要以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為目標，與沿線國家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讓“一帶一路”的發展成果能夠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這更是表明了我國要發展高質量對外投資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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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相關理論
相關理論為后文研究影響我國高質量OFDI的因素提供了理論支撐，因此本文對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和可持續發展理論等理論進行整理及闡述，為后文提供理論支撐。
2.2.1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決定企業直接投資的三個基本因素分別是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市場內部化優勢。所有權優勢是決定企業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它是指跨國企業所擁有或者是能夠獲得的國外企業所不具備或者無法獲得的優勢；內部化優勢是指將企業所擁有的資產內部化，以避免不完全市場對企業的沖擊，從而保持企業所擁有的優勢；區位優勢是指投資所在國家或地區在投資環境方面對投資者具有的優勢。區位優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東道國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所產生的優勢，如豐富的自然資源豐富和便利的地理位置；二是東道國的政治經濟制度，靈活的政策法規等形成的有利條件和良好的基礎設施等。該理論同時為后文我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OFDI的影響因素選取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在選取影響我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OFDI的因素時，將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市場內部化優勢也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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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 15
3.1 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總體狀況分析 ...................... 15
3.2 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國別分布 .......................... 17
3.3 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產業及行業分布 ....................... 18
第4章 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OFDI的水平測度與評價 ............. 21
4.1 高質量OFDI評價指標的選取 ......................... 21
4.1.1 基本原則 ............................... 21
4.1.2 評價指標的選擇 ........................ 21
第5章 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OFDI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 29
5.1 模型設定、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 29
5.1.1 模型構建 .............................. 29
5.1.2 變量的選取與數據說明 ..................... 29
第5章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OFDI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5.1模型設定、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5.1.2變量的選取與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為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水平（Qofdi），數據來源于第四章測算得出的2010-2020年中國對東南亞各國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得分。
（2）解釋變量
前文已經對影響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進行了理論分析，一是投資國推動因素，二是東道國拉動因素。投資國推動因素具體包括人力資本水平、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科技創新，東道國拉動因素具體包括市場規模、雙邊地理距離、自然資源豐裕度、宏觀經濟穩定性、經濟自由度、基礎設施以及外資開放度。相關因素的具體指標如下：
投資國的人力資本水平（ED）：由于教育投入是提高一國人力資本水平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參考劉貴文（2022）的做法將一國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來衡量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水平[38]。
投資國的經濟發展水平（PGDP）：本文參考李翠萍（2022）的做法將一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28]。
投資國的科技創新（TE）：本文參考段秀秀和張格嘉（2022）的做法將用一國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水平[39]。
東道國的市場規模（GDP）：本文參考文余源和楊鈺倩（2021）的做法，將一個國家的或地區的GDP衡量該國的市場規模[40]。一般來說GDP總量越高意味著市場規模越大。
雙邊地理距離（DIS）：由于投資國與東道國的雙邊地理距離是一個不隨時間變化的指標，因此本文參考蔣殿春與蔣冠宏（2012）的做法，通過雙邊地理距離與國際油價情況的乘積之和來衡量距離成本[41]。
東道國的自然資源豐裕度（RES）：本文參考劉沛然（2020）的做法，將一國自然資源租金占該國GDP的比重作為衡量一個國家自然資源豐裕度的指標[42]。

國際貿易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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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結論與建議
6.1結論
本文通過對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現狀的梳理，以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為依據，從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結構、對外直接投資深度以及對外直接投資效率四個方面選取指標，綜合衡量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運用熵值法測算出中國對東南亞11個國家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綜合得分，并根據測算結果從時間和國別兩個視角對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水平進行評價分析。最后運用面板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OFDI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全文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通過對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現狀分析發現，無論是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直接投資規模整體上均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且我國對東南亞地區的直接投資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占比也均呈現出上升趨勢。此外，中國對東南亞各國的投資分布較為集中，部分國家獲得的投資多，如新加坡2020年獲得的直接投資存量占整個東南亞地區投資存量的46.86%，部分國家獲得的投資少，如文萊、東帝汶以及菲律賓三個國家2020年獲得的直接投資存量總額僅占整個東南亞地區投資存量1.0%。
第二，通過對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OFDI水平測算結果分析發現，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綜合得分均值整體上呈現出上升趨勢。其中，除了2010-2011年、2013-2015年以及2016-2017年出現下滑之外，其他年份均表現出上升的趨勢。此外，中國對東南亞不同國家高質量OFDI的水平表現出較大差異。其中，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高質量OFDI水平最高的國家是新加坡，其綜合得分均值為0.433，高質量OFDI水平最低的國家是東帝汶，其綜合得分均值分別是0.101。
參考文獻（略）